从《觉醒年代》，看陈独秀的生涯规划

　　萌生写这篇稿件的念头，是因为《觉醒年代》看到第39集，陈独秀与高君曼商量后决定南下。往民族大义上来说，陈独秀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的启蒙与救亡奔波。就个体生命而言，这样生命辉煌的前辈，也在不断省察，选择人生舞台和发展方向。

　　大佬们也曾经年轻过、经历过，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看一看他们走过的路，也许能让我们明白，生涯规划的价值。

　　我们从《觉醒年代》来看看陈独秀是怎么做生涯规划的。

　　从日本到中国：寻找新路，通过办报改造国人思想，提高国人素质，造就一代新人

　　《觉醒年代》开篇，讲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并与日本秘密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开，一时之间，海内外舆论哗然。在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号召下，留学日本的学子们决意回国。

　　陈独秀首次亮相，恰逢李大钊就“二十一条”事件做演讲，以张丰载为首的留学生保守派提出，由于中国民智未开，还是应该走君主立宪之路，李大钊等则认为张丰载等人是在开历史倒车。

　　这一幕，为展现陈独秀的思想变化做了戏剧性的铺垫。他认为：从道光年间林则徐禁鸦片以来，整整七十五年，这个国家的人想了无数的办法想挽救大清国，孙中山从西洋引进了共和制，国人也都以为这是可以救国富民的良药，但没想到共和制不适用于中国。是重走君主立宪的老路，还是换一条新路?

　　毫无疑问，是要换一条新路。

　　但是，新路在哪里，他还不知道，需要去寻找。

　　回国后，在东亚图书馆，陈独秀系统阐述了他的思考：他说，当下所谓“三十年未遇之大变局，三十年未遇之大强敌”，并非简单指帝制的崩溃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也有朝代更替，帝制变革，也有专制体制的循环。但这次不一样。西方列强，不仅强在武力上，更是强在思想上和理念上。他们不仅有工业时代产生的先进武器，还有资本时代所产生的先进理念和先进的体制。总而言之，是我们的制度落后了，我们的思想落后，我们的人落后了。

　　花大篇幅回顾这些言论，是因为这里，体现了生涯规划的基本原则。

　　陈独秀首先回顾了前辈所走过的路，发现之前的探索，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兴办洋务”、“君主立宪”都不符合当下中国之需要，连孙中山先生所谓“民主共和”的胜利果实，也遭到了袁世凯的窃取。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当下处于“生产力大变革”的冲击下，是思想和理念导致的落后，是民智未开，缺少一代新人作为共和的基石。

　　发现问题的根源，有些人选择走老路，比如张丰载，认为民智未开，所以还是应该走君主立宪之路;而陈独秀的结论，则是不走老路，不开历史倒车，迎难而上，履行他们那一代人的责任，即：改造中国。要改造中国，首先要改造国人的思想，提高中国人的素质，要想恢复中华昔日之辉煌，当务之急的是，要造就一代新人。

　　因此，他选择要“二十年不谈政治，专心办报”，开启中国现代的启蒙运动。

　　可见，人的选择，首先是要跟社会、政治、经济相结合。这些外部因素的考量，揭示的正是趋势的价值。顺势而昌，逆势而亡，跟着趋势走，不走老路，人之所为才有意义和价值，才不至于浪费时间。

　　从上海到北京：环境驱动，审判时事，选择更大的舞台

　　《新青年》编辑部最先是在上海。陈独秀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三顾茅庐”，出任文科学长，并迁址《新青年》编辑部，其根本目的，是借助北大舞台，打造“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两相比较，将《新青年》编辑部设于北京，将发行部设于上海，正是契合了这两座城市的定位。

　　果然，《新青年》在北京生根，并很快引入了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同人编辑，为前期《新青年》的稿件质量提供有力保障。

　　从生涯规划的立场上来说，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发展，是很多人面临的人生困局。从大的方面来说，一线城市生存艰难，但机会更多;二三四线城市，生活舒适，但机会较少。当然，还有很多更加细节层面的考量。不管怎样，不同的选择，决定了未来不同的人生轨迹。

　　从北京回上海：环境+初心驱动，选择救亡图存，建党

　　一次大战结束，巴黎和会上关于山东主权归属问题的争议，国内有识之士激愤不已，陈独秀因此改变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想法，组织学生和民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其后有一幕，蔡元培和胡适共同劝说陈独秀继续留在北大任教。

　　蔡:真心希望你主业还是在北大，下学期的宋史课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我真心希望，我们俩能够在一起，把新文化运动搞得再彻底一些。

　　胡:我也不希望你去广州，那个地方不适合你。南方那边的激进分子太多了。你去了那里，肯定又要走极端的，会耽误你做学问的?

　　陈:国家都到了这个地步了，哪里还容得了我去做什么学问啊。

　　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是为了给《新青年》一个更好的发展阵营;离开北大，更是时局使然，毕竟，诺大中国，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其后，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灯下漫谈，分析了自己的判断：北洋政府内部派系林立，已经无法掌控全国了。两相比较，南方政府更有活力，也更有号召力。“

　　经过和《新青年》编辑部同人的一番商讨，陈独秀认为上海的政治环境相对好一些，想接受南方政府筹办西南大学的聘书前往上海，并提出了要把《新青年》带回上海。

　　《新青年》的迁址，伴随着陈独秀对时事的精准判断，至此，上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新阵营，陈独秀、李大钊作为“南陈北李”并举，高擎起中国近代启蒙与救亡并举的时代大旗。

　　陈独秀出走上海途中，李大钊相送至天津卫。剧中出现了一段意象丰富的大写意，当为本剧高潮。其时，黑云压城之际，景象波澜壮阔。

　　陈独秀说: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

　　李大钊问:你为什么要建这个政党?

　　陈独秀:不为什么，我为了他们，为了他们能像人一样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这就是前辈建党之初心。

　　原创 一叶一木在在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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