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劝退指南

　　今年1月1日，在微信群疯传的除了问候新年快乐的，还有下面这张图：

　　接着是不久后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一组数据：2020年新生儿数量为1003.5万，相比2019年减少461.5万，相比更早前两三年减少了五六百万。

　　就这样，新生儿数量断崖式下跌，生育率下滑成了开年“第一瓜”。

　　此时，颓败了许久的东北闯进了公众视野C位。

　　2月1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对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作出答复：

　　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提出实施全面生育放开政策的试点方案。

　　话题“东北放开生育限制”冲上热搜。

　　这要是放在20年前，大概会是个喜大普奔的好消息，可今天，听起来像个陷阱。

　　“生育”二字出现在政策里，仿佛母鸡下个蛋一样轻描淡写，但现实却是一场“倾家荡产”的马拉松。

　　如此，当裁判喊3，2，1时，大家的姿势估计如下图：

　　总之，一本正经地“逃窜”。

　　不过回过神来，东北这个事吧，绝不是个简单的瓜，可以一吃丢之。它释放了一个信号：

　　二胎已经不够了，未来需要各位家长多多努力，为国家贡献更多的娃。

　　显然，就当下的情况，别说三胎、四胎了，哪怕是二胎，家长们也没多大冲动。

　　尤其是寒假结束前，他们看到孩子面对被“尘封”许久的寒假作业，无知无畏的眼神时。

　　当然，寒假作业还仅仅是养娃路上，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坎。

　　更大的阻碍是“钱不够”。

　　腾讯财经文章《东北年轻人：在哈尔滨养孩子的花费不低于上海 不想要二胎》中的一位哈尔滨家长说道：

　　“奶粉是统一的价格，买衣服也是统一的价格，如果想找个好点的幼儿园，更是一大笔费用，以后还要报国际班、找外教，儿子大了，要准备婚房，其实想想挺可怕的，所以我是属于即使政策全面放开、也不会再生二胎的这波人。”

　　所有投入中，教育成本是zui高的。

　　如果家长真的想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教育环境下，好好培养孩子，当然是孩子越少，资源越集中，孩子被培养好的可能性更大。

　　在这里，拼经济是一方面，更奢侈的是拼时间。

　　豆瓣一位网友描述了自己在国内一家互联网大厂亲眼目睹的情况：

　　身为员工的父母在傍晚五六点钟去楼下广场，老人会带孩子过来，父母和孩子见上一面说说话，然后老人带孩子回家吃饭写作业，父母继续回工位搬砖到半夜。

　　腾讯新闻之前拍过一部名叫《破局中的职场人》的纪录片，片中在互联网公司当主管的张婷经常加班到12点半，从望京开车回到数十公里外的家。1点多到家时女儿已经入睡。第二天6点，自己又要爬起床上班。她说自己ZD的愿望是“没有工作，好好地陪孩子一天”。

　　有媒体把这些因为父母工作996无法陪伴自己的孩子称为“互联网留守儿童”，真是形象又扎心。

　　其实大部分人的状态都和互联网打工人类似，后者至少还因着互联网红利，在经济上能给得起孩子更多支持，前者可能不但996，还穷🤷‍♂️，在教育上，往往只能被迫佛系。

　　不过，孩子的教育问题还是后话，有个更紧迫的问题被忽略了，那就是在出生到上幼儿园之前的那段时间，即0-3岁的孩子该交给谁。

　　以往，这会被默认为是妈妈的责任，现实中，也有不少妈妈会愿意放弃职业生涯，陪伴孩子。

　　但不要忘了，仍旧有不少家庭，需要父母双方的收入才能维持基本开支。

　　如果这样的家庭还缺乏长辈的支持，生育这个问题，便很容易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搁置。

　　哪怕生了大娃，也大多是勉勉强强，二娃，根本想也不敢想。

　　此时，普惠、健全的社会托育服务体系就显得至关重要。

　　鱼sir在之前的文《靠爱发电的学前教育，从业者都啥学历?我下巴掉了!》中提到，如果政府政策和当地社会规范能演化发展，使父母能兼容养育子女与追求事业的话，大家会更愿意生孩子。

　　而简单的生育补贴政策是相对无效的。

　　尤其是专门支持在职母亲的政策，比如普及幼儿的日托，比直接补贴更有效。

　　经济学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生育率zui高的国家也有着最多的在职女性。

　　2020年，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受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委托，对全国13个城市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供需现状进行调研，发现婴幼儿的养育会给女性职业发展带来巨大的困境和挑战，其中二孩家庭母亲面临更大的职业冲击。

　　调查显示，81.2%的家庭表示生育二孩会影响母亲职业发展，其中有54.9%的家庭表示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26.3%的家庭表示会严重影响职业发展，极大地冲击职场与照顾家庭间的平衡关系。

　　如果能把孩子委托给放心的托育中心，最大程度减少生育给母亲职业造成的影响，鱼sir相信那些“想生而不敢”的家庭，会更有底气迈出生育这一步。

　　可咱们国家在这一方面的发展，才刚刚起步。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0至3岁婴幼儿家庭中，有托育服务需求的占30%。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我国0至3岁婴幼儿入托率只有5%左右。

　　拿2020年新生儿数量1003.5万举例，去年近300万个孩子背后的家庭，需要托育服务，这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不过，与这些看得见的需求和投入相比，阻碍生育更本质的原因是传统性别分工。

　　比如专门支持在职母亲的政策想要真正落地，面临着一个切实的挑战，即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

　　一些调查数据显示，低生育率的国家也是男性在家劳动量最少的那些国家。

　　如果男性能够被说服分担更多育儿责任，例如，引进“爸爸月”(daddy months)，也就是专门为父亲设计的育儿假，那么女性决定生育决策时会更轻松。

　　以两性平等政策闻名的瑞典就有这样的“爸爸月”。

　　瑞典推行双职工/双照顾者模式，施行16个月性别中立的带薪育儿假，包括不用即作废的“爸爸月”。

　　什么意思呢?

　　“爸爸月”有3个月，政策规定所有新生儿的父亲必须休假在家带娃，否则带薪年假将减少3个月。

　　此外，再加上健全的公立幼托体系，瑞典女性很少成为全职妈妈。

　　如此看来，促进生育率提高，仅仅是开放生育限制这种毫无成本的政策，很难有什么实质性地推动作用。

　　因为生不生孩子，已经不单单是个伦理问题，还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性别平等问题。

　　而生育面临的困境，看起来是个体、私密的，实际上又超越这个范畴，反映着整个社会在那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上有没有采取措施。

　　如果迟迟不见改善，大家便只能“计(ju)划(jue)生育“。

　　#你想生而不敢生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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