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业英||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
迄今为止，包括本人撰写的一些论著对蔡锷生平事迹的介绍，有个毫无例外的共识，即都说他1900年留学日本期间，曾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这些详略不一风格各异的蔡锷有关论著，对其在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事件中的表现，着重强调了以下几点：
一是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义时，蔡锷出于对祖国命运的关切，见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的学生林锡珪、秦力山、李炳寰、蔡钟浩、田邦璇等人皆积极参与，也在他们既行之后，“毅然变计，只身回沪转汉，参与武汉起义”。
二是唐才常因蔡锷当时年龄太小，恐难当重任，并不想让他过早卷入险恶的社会斗争，从而拒绝了他参加起义的请求。
三是唐才常见蔡锷要求参加起义的意志坚定，不得不同意他参加。于是给了他一个任务，让他去湖南给威字营新军统领黄忠浩送信，请黄忠浩于自立军武汉发难后，率湖南新军响应。
四是蔡锷风尘仆仆地赶到湖南长沙，将信交给了黄忠浩。黄忠浩看后，认为唐才常要在清廷设有重兵的武汉起事，准备又不充分，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并不认可唐的计划。而他对蔡锷又颇有好感，不忍心他为此白白牺牲生命，硬是把他留在军营的家中，“商论数日，未即遣行”。蔡锷“因黄忠浩的保护”，躲过了8月21日这场“腥风血雨”。
五是自立军“勤王”起义失败后，黄忠浩为蔡锷觅得一艘洋商货轮，并“派几个亲信兵弁，乔装改扮，护送他离湘去沪，再逃往日本”。wei/yi不同的是袁泉所著《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在叙及黄忠浩究竟驻军湖北武汉，还是湖南长沙这个关键细节时，承认他“其时驻军汉阳”，但却没有说明理由，也未提供任何史料依据。其主导思想，与其他各传，并无差异。
然而，历史事实果真如此吗?蔡锷果真只身回国了吗?唐才常果真派蔡锷去湖南联络黄忠浩了吗?黄忠浩此时果真在湖南长沙吗?经过再研究，我发现以上事实，似乎大可怀疑，颇有澄清的必要。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点个人再研究后的新认识，借以抛砖引玉。敬祈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一、形成历史共识的史料源头
研究者的历史共识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有史料依据的。除少数通俗读物，如魏伟琦的《风云长护——蔡松坡传》和丁凤麟、施宣圆的《护国运动主将蔡锷》，以及我的《蔡锷集》“前言”和《护国主将蔡锷》两文，按通常惯例没有标注史料来源外，其他学术性论著皆标注了史料来源。如谢本书的《蔡锷传》《讨袁名将——蔡锷》《蔡锷大传》诸书，均标明所据为李文汉的《蔡公松坡年谱》、刘达武的《蔡松坡先生年谱》和唐才质的《追忆蔡松坡先生》。袁泉的《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言明是依据唐才常之弟唐才质的“回忆”。邓江祁的《护国元勋蔡锷传》也说所据为唐才质的《追忆蔡松坡先生》。可见，形成这一共识的史料主要有两种，一是1943年分别由李文汉、刘达武编撰出版的蔡锷年谱;二是1949年以后唐才质对蔡锷的“追忆”。
李文汉、刘达武编撰的蔡锷年谱，是蔡锷逝世后最早问世的相对完整的两部蔡锷年谱，而且迄今为止没有第三部。对于年谱的价值，清初学者全祖望说过：“年谱之学，别为一家。要以巨公魁儒，事迹繁多，大而国史，小而家传、墓文，容不能无舛缪，所藉年谱以正之。”可见年谱是人们了解一个人历史的重要工具。加以李文汉、刘达武又都是蔡锷的老部下，李文汉是云南嵩阳人，1911年10月参加过蔡锷领导的云南“重九”起义，1915年12月护国战争爆发后，任云南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第一支队第一营营长，随蔡锷出征四川;刘达武更是蔡锷的同乡，1912年应蔡之邀入云南任元江县知事，1915年12月追随蔡锷参加护国起义，出任护国军军法处处长及滇黔联军司令部秘书。他们对蔡锷的历史，自然比一般人更为了解和熟悉。这是历史研究者信赖他们所编年谱的重要原因。
唐才常(1867—1900)，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派领袖。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与谭嗣同时称长沙时务学堂教习中的“浏阳二杰”，戊戌政变后，去日本、南洋集资，回沪后创“自立会”，旋于汉口谋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被捕就义。(图为唐才常、谭嗣同与长沙时务学堂教习)
至于唐才质，他是唐才常的亲弟弟，蔡锷湖南时务学堂的同窗好友，自立军“勤王”起义的直接参与者。1898年夏，他与蔡锷同时应梁启超之招赴日留学，1900年春回国协助其兄筹备自立军“勤王”起义事宜。据唐才质自己说，他到了上海，先与李荣盛一起在“虹口梅福里赁一空屋”，负责富有票的“制版印刷”，每当“夜深人静，即从事此种秘密工作”。唐才常赴武汉规划有关起义事宜后，他留在上海与赞助、辅佐“唐才常坐镇沪滨，主持联络报界，经理财政事宜”的狄平共同处理“后方机要及海外联系事业”。正是这种特殊身份和经历，使他关于蔡锷中止日本学业，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的记述，那怕是数十年后的“追忆”，也成了众多历史研究者采信的要选。有历史研究者直言，他之所以排除石建勋《樊锥传略》文中所说自立军“勤王”起义失败后，是戊戌时期在湖南倡导维新的激进人物樊锥通过江南水师提督杨金彪的帮助送蔡锷返回日本的，而认为是黄忠浩将他“送返日本的”，就因为后者是梁启超和唐才常说的，而他们曾参加过自立军“勤王”起义。
但是，如果追根溯源，再追问一下李文汉、刘达武和唐才质所说的根据又是什么?是他们的亲历、亲见吗?显然不是。李文汉是晚辈，1890年生，1900年才10岁，不可能有此经历。刘达武虽大蔡锷6岁，出生于1876年，却根本没有此次起义的经历。唐才质虽有此次起义的经历，但没有他所说蔡锷之事的亲历、亲见的证据(详见下文)。可见，他们的记载，犹如“长江滚滚东逝水”，也只是流而不是源，并不是以上共识的真正源头。真正的源头，实际是梁启超1926年11月4日在北京清华学校蔡锷“十年周忌纪念会”上的演说词，即由梁启超弟子周传儒笔记，发表于11月8日北京《晨报》的《蔡公松坡十年周忌纪念特刊》上的《蔡松坡遗事》一文。
为清楚说明李文汉、刘达武、唐才质所述与梁启超的演说之间的承袭关系，恕我多费些笔墨，将梁启超的演说词和李、刘所编蔡锷年谱，以及唐才质所为文的记载摘录如下。梁启超在演说词中说：
我认得松坡，是在光绪二十二年，那时松坡只有十五岁，是我们在湖南所办时务学堂的第一届的学生，那时的同学，共有四十人，他是最小的一个……他有一位母舅，名叫樊锥，学问极好，大概松坡小的时候很受他教训的影响……到了戊戌政变，时务学堂解散，我亡命到日本。当时那些同学，虽然受社会上极大的压迫，志气一点不消极，他们四十人中，有十一人相约出来找我……他们来了之后，我在日本东京小石川久坚町，租了三间屋子。我们十几个人，打地铺，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唸书……九个月后，正是庚子秋天，唐绂丞(按：唐才常字绂丞)先生，在汉口作头一次的革命事;当时跟我出来的十一个人，全都回去参加，大半死在里头。松坡那时年龄最小，唐先生看他还不能担任什么重要的职务，临起事的前半月，叫他带封信回湖南找黄泽生先生(宗[忠]浩)(泽生当时在湖南练新军，他生平最敬仰罗泽南的为人，后来辛亥革命，被民党看错了，遂及于难);要求泽生，同时在湖南起事。泽生本来是我们的同志，不过他认为这种革命，目的虽对，方法不行，结果一定把许多同志，白白地葬送了，所以他没有参加，他亦曾劝过唐先生，劝不转来，只好严守秘密。松坡把信带到后，泽生知道事情一定失败，把所有同志，都葬送了，未免太冤;他把松坡藏在家里，不让回去;松坡因此幸而得免，都是黄先生保护他，顾全他。后来汉口的事情完了，黄先生筹好学费，把松坡再送到日本叫他好好的求学;他又回来，还是随从我过从前那学生生活。
再看李文汉编《蔡松坡先生年谱》、刘达武编《蔡公松坡年谱》的记载。李氏所编年谱说：
是年(按：1900年)秋，唐才常在汉口起义。公与同学杨述唐、李虎村、傅良弼、黎科、蔡煜(丞)等十一人均回国参加，多数死难，公年龄最幼，唐才常以为不能担任重任，当起义前半月，派公致书于湖南黄泽生。黄君本革命同志，对于革命极表同情，微觉方法稍差，恐徒牺牲同志，不易成功，劝唐才常，不听，只好严守秘密，待机而动。黄即得信，料事必败，有志青年，同时牺牲为可惜，坚留公于其家，不让赴难，幸得免。事后，黄君备资，仍劝东渡，勉以求学待时。
刘氏所编年谱记载得相对含蓄、简略，仅说蔡锷：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十九岁。四月，偕唐才常十九[几]人回国谋起事汉口，失败。死者十人。公以任务他出，得免，仍返横滨。
唐才质两次为文谈到蔡锷回国参加自立军“勤王”起义一事，一次是1965年写的《自立会庚子革命记》，在其中的《自立会志士事迹志略》部分对蔡锷做了如下介绍：
庚子唐才常谋在武汉起义救国，时务学堂学生留日者十一人，陆续回国参与其事。松坡有志在日本学习陆军，求学有成就，遂未同行。旋亦变计，决定独自归沪，参与起义。唐以松坡在同学中年龄最小，不欲其担负艰巨，即备一函，嘱赴湘见黄君忠浩，面商机要。黄君原在湖南训练新军，亦为同志，此时已奉令移鄂，认为此种革命，目的虽对，方法不行，结果使许多青年志士，白白牺牲，未免可惜，于是挽留松坡，暂住家内，从长计议。不日武汉起义失败，松坡尚居黄寓，幸而得免。黄君筹措川资，仍送松坡赴日留学，以竟其志。
此后不久，唐才质又一次为文谈到此事，就是1981年出版的《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集上发表的《追忆蔡松坡先生》一文。他在文中说：
松坡原名艮寅……母舅樊锥……庚子(1900年)春间，家兄才常先生决意在汉起义，军事部署，略已就绪。当日时务学堂同学来到东京十一人中，除松坡愿留日本学习陆军，静生愿研究学术，致身教育以外，余皆回国参与其事。同学既行之后，松坡心不自安，旋亦毅然变计，只身回沪转汉，参与武汉起义。才常先生以松坡在同学中年龄最幼，暂不欲其担任艰巨以误学业，即函介赴湘见黄忠浩，面商机要，要求黄在武汉发动之后，同时在湘起义，以相策应。黄原在湘训练新军，此时正奉令移鄂。黄认为才常先生所谋，目的虽对，方法不行。结果使无数青年志士，白白牺牲，未免可惜。于是挽留松坡商论数日，未即遣行。未几自立军起义失败，松坡尚留黄寓，因而得免于难。黄仍送松坡赴日留学，以图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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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以上李文汉、刘达武和唐才质两次为文所说蔡锷1900年由日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的经过，虽详略不一，刘达武仅以蔡锷“以任务他出，得免，仍返横滨”一语带过，但仍可清楚看出，他们的记载，全参考过梁启超的《蔡松坡遗事》一文，实际上均来源于此。不但核心内容相同，都说蔡锷得以在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中幸免于难，是因唐才常见他“年龄最小”，有意保护他，于“起义前半月”，派他送信去了湖南黄忠浩处，被黄留在家里不让走，这才躲过了这一劫的。而且连使用的语言，也有多处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如唐才质一次提到樊锥是蔡锷的“母舅”，两次提到黄忠浩所以不放蔡锷走，是因为他认为唐才常所谋，“目的虽对，方法不行”，均与梁启超的说法一字不差。李文汉所说唐才常派蔡锷送信给湖南黄忠浩的时间是“起义前半月”，与梁启超所说“起事的前半月”，虽有二字的差别，但含义相同。梁启超的原话，如此近似地出现在李文汉所编《蔡公松坡年谱》中，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他自己就明确交代过，该年谱所引用的“书目及档案”，有《蔡公十周年纪念特刊》(按：即前文提到的北京《晨报》所载《蔡公松坡十年周忌纪念特刊》)一种。可见，说他们的记载均来源于梁启超的《蔡松坡遗事》一文，并非无的放矢。
然而，再细读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追忆蔡松坡先生》两文，又会发现除《自立会庚子革命记》一文中，有个不易为人察觉的关键字的改动，如将该文黄忠浩“此时已奉令移鄂”一语，改成了后来的《追忆蔡松坡先生》一文的“此时正奉令移鄂”外，相较于李文汉、刘达武两种蔡锷年谱和梁启超《蔡松坡遗事》一文，它们还多出了“蔡锷有志在日本学习陆军”，遂未与时务学堂其他同学“同行”，“同学既行之后，松坡心不自安，旋亦毅然变计，只身回沪转汉，参与武汉起义”等等前三者所不存在的内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能否说明唐才质的记载并不来源于梁启超《蔡松坡遗事》一文?当然不能。那么，这些内容又是从哪里来的?唐才质为什么要增改这些内容?
唐才质虽从未回答这些问题，但仍可从他撰写《自立会庚子革命记》《追忆蔡松坡先生》两文所参考的材料中解开这个谜。其实，唐才质两文所记并不全是他的亲历、亲见，其中不少内容皆抄自于人。如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一文中对文事会员吴良愧的介绍，就源于吴良愧1958年撰写的《自立会追忆记》。唐才质增改的这些内容，实际源于两个人的回忆，一个是范源濂，他与梁启超一样，也在北京清华学校蔡锷“十年周忌纪念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题为《学生时代之蔡松坡》。范源濂在该文谈到，当时在日本“朝夕相聚”的约30名留学生，可大别为三派，蔡锷为其中“从事军事学问”，以期掌握统御，“并训练国民之实权”的一派。另一个是吴良愧，如上所说，他在1958年撰写了一篇《自立会追忆记》。吴良愧在该文中谈到，1900年春，他在长沙遇到同乡李炳寰，随他去了“金盆岭威字营统领黄忠浩处”。“不久，张之洞电调黄军移鄂，李虎村(按：李炳寰字虎村)与我随军到汉，驻扎汉阳”。依范源濂之说，蔡锷不是当时如唐才质、林锡珪、李炳寰等对自立军“勤王”起义最为热心，人数也最多的“急图改革”派，而属于人数次多的“从事军事学问”派。依吴良愧之说，1900年春天稍后，黄忠浩便奉张之洞之电，移驻湖北汉阳了。显然，范、吴二人所说，与梁启超所说唐才常叫蔡锷“带封信回湖南找黄泽生先生”发生了矛盾。唐才质不可能不发现这种矛盾。经他这么一增一改，说明蔡锷本愿意“留日本学习陆军”，是“同学既行之后”，他才“心不自安，旋亦毅然变计，只身回沪转汉，参与武汉起义”的。而黄忠浩“原在湘训练新军”，此时是“正奉令移鄂”，非“已奉令移鄂”，这些矛盾自然就不复存在或者淡化了。原来，唐才质这一增一改，只是为了弥合梁启超所说与他人及自己前文所说的矛盾而已，并不意味着是他的亲历、亲见。如此看来，唐才质的增改，也只是为梁启超《蔡松坡遗事》一文圆场罢了。因此，尽管唐才质《追忆蔡松坡先生》一文，与梁启超《蔡松坡遗事》所说，有些许不同，仍可认定形成蔡锷1900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这一共识的真正源头，的确是梁启超的《蔡松坡遗事》。
值得一提的是，蔡锷1916年11月8日逝世后，国内众多报刊为纪念这位反袁称帝的护国英雄，虽然发表了各地一大批悼念文电、纪念会演说词，以及介绍他的光辉业迹的生平略史，但却没有一人以任何形式言及他当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迄今所见，梁启超这篇纪念蔡锷逝世10周年的演说词，可以说是首开了这一说法的记录。
未完待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7年第9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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