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业英||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二）
二、梁启超所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然而，梁启超所说蔡锷回国参加自立军“勤王”起义真有其事吗?因为梁启超对此还有另一类似的说法，这里有必要将其结合起来讨论。梁启超对此事的另一类似说法，由其“暮年”时的学生吴其昌记载如下：
庚子汉口革命之役，佛尘(唐才常)已回鄂发动，余亦秘密返沪。时务学堂高才生林圭、李海[炳]寰诸君，已随佛尘在汉实际工作，久之不得佳耗，松坡随余在沪，憔惶不安，请于余，亲至汉探助。至汉佛尘命返湘，乞助于黄泽生将军。黄，老成练达材也。得松坡，即留之不放行;且大诟梁任公、唐拂尘无故牺牲有用青年。松坡愤极与之高声抗辩，黄充耳不闻，强留之。余又不得松坡行踪，愈惶急，决亲身赴汉。船票已办就，因亡命，不敢逗街埠，准时而往，则此船以贷少早半小时启碇矣。余大怒，顿足而骂。无何，汉口事发，张之洞淫戮我民族之志士，唐佛尘率其弟子林圭、李海[炳]寰等五人继戊戌六君子之碧血，掷头颅以献祖国，即世所称庚子六君子者也。松坡以黄将军之留，余以船期之误，皆幸得免死。
吴其昌此文，除了再次传达梁启超《蔡松坡遗事》一文的核心内容，强调蔡锷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幸得免死”，是因有湖南的黄忠浩“将军之留”以外，还补充了一个《蔡松坡遗事》没有提到的他派蔡锷由上海赶往武汉的细节，说蔡锷当时随梁启超同“在沪”，因久不得武汉方面的“佳耗”，蔡锷“憔惶不安”，请求梁启超同意他亲赴武汉“探助”。经梁同意，蔡锷赶到武汉，这才被唐才常派往湖南，“乞助于”黄忠浩将军。
其实，梁启超所说，无论是此文所补充的蔡锷由上海亲至武汉“探助”的细节，还是两文一致肯定的蔡锷被唐才常派去湖南给黄忠浩送信才幸免于难，都是经不起历史事实检验的。
首先，梁启超既然说蔡锷随他一起在上海，并由他派往武汉，再由唐才常派去湖南见黄忠浩。那么，查明梁启超什么时候到达上海，蔡锷是否和他一起在上海，他到达上海时武汉发生了什么事，派去武汉的人究竟是谁?等等，便是检验其说是否属实的头一个关键问题。
梁启超在《蔡松坡遗事》一文中没有明说他是何时回到上海的，只说“临起事的前半月”，唐才常叫蔡锷“带封信回湖南找黄泽生”。而唐才常所定自立军各路同时大举的时间是8月9日(阴历七月十五日)。由此推算，唐才常派蔡锷带信前往湖南找黄忠浩的时间该是7月25日。也就是说，梁启超7月25日之前已回到上海。可是，他在20多年前写成的《三十自述》中却又清清楚楚说：“七月急归沪……抵沪之翌日，而汉口难作，唐、林、李、蔡、黎、傅诸烈，先后就义。公私皆不获有所救。留沪十日，遂去，适香港。”而唐才常等人汉口遇难的时间是8月22日。由此推算，梁启超到达上海的时间便是8月21日。孰是孰非?显然是后者更接近历史真实。
除了梁启超撰写《三十自述》的时间离庚子之役仅仅三年的时间外，更主要的还有时在上海的日本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干事井上雅二当时的日记为证。他在8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梁启超由横滨乘法国邮船今天中午到达上海”。井上雅二所说，虽与梁启超说的日子差了一天，但不排除是梁启超的记忆有误。至于蔡锷是否如梁启超所说在上海与他一起的问题，据时在上海专为唐才常负责联络事宜的狄平说，“庚子七月”，梁启超“曾在上海虹口丰阳馆十日”，因他吃不惯“日本料理”，“由余家日日送小菜以佐餐”。他还谈到梁启超在上海十天中，在丰阳馆会见客人，初到“第三日”，会见过陈景韩，“与谈二小时”。还有吴禄贞，“曾来多次”。狄平天天给梁启超送饭，却只字未提蔡锷是否也同在，看来蔡锷这时并未与梁启超同在上海。
不管梁启超到达上海的时间是21日还是22日，“汉口难作”都已是事实。因此，当务之急是营救唐才常等被捕人士。梁启超也的确立即派人去武汉探听情况。不过，所派之人不是蔡锷，而是大通起兵失败后“逃而之沪”的秦力山。据井上雅二说，梁启超回沪后“本打算在长江一带活动”，“突然接到这样的消息(按：指唐才常等人武汉被捕一事)，所以今夜(按：指8月22日)速派秦鼎彝(按：秦力山，原名鼎彝)去汉口，探明真实情况”。狄平则说，吴禄贞后来在日本曾说过，唐才常被难“消息到东”，“在日本”的他，也曾遵梁启超之嘱“携款乘轮”前“往鄂营救”。不过待他到时，“同人已被难”。井上雅二还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梁启超请他帮助营救唐才常等人，以及他所做的努力等情况，说22日“傍晚，唐才常的弟弟(按：指时在上海协助狄平工作的唐才质)来，为去东和洋行的事请我帮助。我们一起来到东和，一进楼上的一间屋子，岂料梁启超与另外一人在这里……我们谈着分别后的情况，梁启超突然请求我发电报给近卫公(按：指日本近卫笃麿)，尽力营救唐才常等。但是，我和宗方大致商量后认为，这不会有什么效果。我们决定给与伊藤关系密切的佐佐友房、片冈谦吉二人打电报，请伊藤给张之洞打电报……同时，我们也以陶森甲为张之洞所信任，劝说陶也进行营救。我们请陶与小田切万寿之助会面，并请小田切打电报营救唐等。小田切表示同意，还让人通知我向他详细讲述原尾[委]。因此，晚上十时，我拜访了小田切并谈了此事。恰巧宗方也与陶在某处会合，带着同样的打算来会见小田切。小田切先寻问了唐等被捕的原因，然后说发电报应讲营救的办法，若唐才常等只因是康有为一派而被捕，或许侥幸能救出。如果唐等新的计划为张之洞所注意，结果就很难说了……十时半，辞别小田切再到东和见梁启超，告诉他小田切答应的结果。但他们似乎知道不会有作用”。
井上雅二的日记清楚说明，梁启超到达上海时，已不是所谓“久之不得佳耗”的问题，而是突然接到了汉口的“噩耗”。他的首要工作也已不是如何策划起义，而是怎样营救唐才常等被捕人士。派往汉口“探助”的人更不是蔡锷，而是秦力山。唐才常即已被捕，甚至被害。退一万步说，即使蔡锷真的随梁启超在上海，并被派去了武汉，唐才常也已绝无可能派他去湖南求援了。
其次，梁启超既然说蔡锷到了武汉，唐才常见他“年龄最小”，“还不能担任什么重要的职务，临起事的前半月，叫他带封信回湖南找黄泽生先生”。那么，查明梁启超抵沪时黄忠浩是否驻军湖南，就是检验其说是否属实的第二个关键问题。
黄忠浩原先的确驻军湖南长沙金盆岭，但查一下湖广总督张之洞存世至今的来往电报，便不难发现，面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危局，他为了所谓“东南互保”，6月17日曾急电湖南巡抚俞廉三、藩台锡良，说：“京畿骤乱，开衅各国，沿海震动，各国窥伺，沿江若稍有纷扰，洋人必入据长江自为保护，东南非我有矣。武汉各省枢纽，民浮匪多，亟须添兵数千，以镇上游固危局。惟成军必须一月后，缓不济急，兹拟一权宜之策，请饬中书黄忠浩将所部全军六旗暂借来汉口驻扎，以资弹压，鄂军募齐即遣回湘，往返不过两月，船价川资由鄂出。”俞、锡当即回电表示“伟略忠悃，自应遵办。惟威军本只五旗，右、后两营早派防西路，断难调动。已饬黄忠浩带驻省中、前、左三旗，即日赴鄂听调。”张之洞虽未能达成调军“六旗”的目的，对俞、锡的答复仍相当满意，说：“感甚，敬谢。请饬黄中书带三旗速来鄂，并代鄂另募一千人续来。”
黄忠浩(1859——1911)清末湖南黔阳人，湘军将领1911年10月22日湖南新军起义，他负隅顽抗，被义军击毙。
据当时报载，黄忠浩也的确即日听调赴鄂了。如《申报》载：“汉口访事人云：湘垣威字营勇丁奉调至鄂，目下已有三营驰抵汉阳，驻扎衡州会馆附近。统带官为黄泽生主政忠浩，计共五营，余两营尚在途次。”又如《中外日报》载：“昨得湖北友人专函，知湖南锡方伯(按：指锡良)所统勤王兵，已有三营到鄂，当派黄泽生中翰为分统。”“黄泽生中书之三营，即驻鄂省，并不北上。”
此外，井上雅二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在7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酷热，室内九十五度……王照决定在四五日内赴汉口，先与黄忠浩(二千湖南兵的统领，现在汉口)和郑孝胥商议，并探听张之洞的打算后再作决定……有人说，张之洞如果今后十天之后不离开汉口，保护外国人这一点难以保证。证实这种说法的根据就是目前黄忠浩的兵也在汉口，护字营及凯字营里哥老会匪帮等还不断地增强力量。”7月30日的日记又记有：“唐才常又准备四、五日内动身(按：指赴汉)。和我有所商量……唐表示，若张(按：指张之洞)采取排外的态度，将与黄(按：指黄忠浩)等一举夺取武昌。”自立会会员吴良愧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黄忠浩不但移驻武汉了，还在审讯自立军被捕者的湖北抚台衙门大堂上出现过，说黄忠浩“捐内阁中书，出而带兵，统领威字营。他与张之洞关系极密切，驻汉时张之洞时有书札给他。”“自立会诸同志被捕后，在湖北抚台衙门大堂上审问时，黄忠浩也在大堂上站班，并维持秩序。”
由此可见，黄忠浩6月底或7月上旬的确已应张之洞之调离开湖南，率部移驻湖北武汉了。梁启超回国抵沪的8月，根本就不在湖南。梁启超归来到达上海时，不说唐才常已经遇害，即使没有遇害，也不存在派蔡锷“返湘”求援于黄忠浩的问题了，因为黄忠浩已驻军武汉。所以，梁启超所说“松坡那时年龄最小，唐先生看他还不能担任什么重要的职务，临起事的前半月，叫他带封信回湖南找黄泽生先生(宗[忠]浩)”“松坡把信带到后，泽生知道事情一定失败，把所有同志，都葬送了，未免太冤;他把松坡藏在家里，不让回去;松坡因此幸而得免，都是黄先生保护他，顾全他。后来汉口的事情完了，黄先生筹好学费，把松坡再送到日本叫他好好的求学”，等等情节，毫无利外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事。
最后，梁启超既然言之凿凿说蔡锷与他一起在上海为久不得武汉的“佳耗”而“憔惶不安”，起义失败后又回到日本，随他继续“过从前那学生生活”。那么，查核一下蔡锷自己怎样表述他与唐才常“勤王”起义的关系，以及起义失败前后他的内心感受，就同样是检验梁启超所说是否属实的关键问题。
迄今所见，蔡锷生前曾四次委婉谈及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事，以及他对此事的真实感受。第一次是1900年10月23日，他在《清议报》发表诗作十首，其中一首说：“归心荡漾逐云飞，怪石苍凉草色肥。万里鲸涛连碧落，杜鹃啼血闹斜晖。”这时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失败已超过两个月，蔡锷在诗中借用“杜鹃啼血”的典故，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汉口遇难师友的深深哀痛，以及欲回国为其复仇的强烈心情。第二次是广东人郑道为“充足”和提高“国民智力”，以“救中国之亡”，“近于横滨创一开智会”，特地请他“为序”。他在12月22日发表的《开智会序》中说，其时“适内局鼎沸，义士遇害之际，余心绪澎湃，归思茫然，不能振笔，遂拉杂成篇焉”，并标明“序于东京”。蔡锷在这里明确点明了让他产生“归思”之念的时间，是郑道请他为开智会刊为序之时，而郑道请他为开智会刊为序时，又正是汉口“义士遇害之际”。第三次是1912年6月5日，他在请求袁世凯启用梁启超的通电中，提到长沙时务学堂“学生自戊戌政变以后，或出洋求学，或奔走运动。未几，乃有庚子汉口之役，同堂之遇害于湘、鄂各省者十余人”。蔡锷这次虽未再提他的“归思”之情，但提到一个事实，原长沙时务学堂的学生自戊戌政变以后，是“或出洋求学，或奔走运动”。换句话说，就是一部分人“出洋求学”，一部分人在为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奔走运动”。虽然说得含糊，没有说为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奔走运动”的是留在国内的学生，还是也有“出洋求学”的学生，也没有说“出洋求学”的学生中有没有或有多少人回国“奔走运动”了。但既然将“出洋求学”与“奔走运动”并立为性质不同的两件事，也就等于说，不管“出洋求学”的学生有没有或有多少人回国了，总还是有人留在日本“求学”了。并不像梁启超所说，“当时跟我出来的十一个人，全都回去参加”了。
第四次比较特殊，不出之于蔡锷自署之文，而出之于1913年2月由云南军都督府专设的云南光复史编纂局聘任的专职人员赵式铭、郭燮熙、刘润涛三人编撰的《蔡松坡先生事略》。由于此文是蔡锷提供素材，并亲自审阅过的，因此，文中所述也可认为是蔡锷本人的意思。他在此文中全面回忆了自己在这次起义中的心路历程，说梁启超、唐才常“借勤王为名，结合同志，谋举革命”之时，他“就梁于日”。但梁启超“以其年幼”，认为“宜储学为异日用”，他“遂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并补习普通科学”。后来“汉口事发，师友多遇害”，“旋联军入京，海内鼎沸”，他“外瞩祖国之危亡，内伤僚友之惨祸，忧虑成疾，形容枯槁，医药鲜效。然以体质素强，治事为学，尚如恒也”。这年“冬间”，他得知“日本某巨公将游历长江”，曾请允充“译员，藉为复仇之举”，因其“不纳而止”。
蔡锷四次所说，除第三次外皆提到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失败后，他的心情是迫切希望回国为死难师友复仇，而非如梁启超所说逃回日本后又随他过上了从前那种平静的“学生生活”。如果此前蔡锷真的如梁启超所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那么，就必须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理解刚刚逃回日本的蔡锷，又为何会迫不及待地希望再回国为遇难师友复仇?如果没有发生重大时局变动和极为有利的时机，就人类心理学而言，这是有悖逻辑的。试想，一个刚从腥风血雨中逃生的幸存者，再怎么心怀深仇大恨，也不致在国内仍然存在大肆追捕起义漏网者的情况下，毫不考虑其中的险恶环境和自我保护的需要，又急着回去复仇吧?既然急着要回去，那当初又何必逃离?
其实，蔡锷这种急切希望回国为师友复仇的心情，恰恰不是他幸免于难逃回日本后的正常心态，而是没有回国参加起义的真情表露。联系蔡锷自己坦承过梁启超、唐才常谋划自立军“勤王”起义之初，梁启超“以其年幼”，要他留下来“储学为异日用”;他也听从了梁启超的安排，进了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并补习普通科学”，并明说当年追随梁启超至日本的长沙时务学堂学生实际分成了两拨，一拨在日“求学”，一拨为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奔走运动”，并未全都参加“庚子之役”。如前所说，其多年同窗好友范源濂也说过，庚子前后，朝夕相聚的留日学生“约三十人”，其思想主张，约分三派，此次在汉口遇难的林锡珪、李炳寰、蔡煜丞、黎科、田邦璇、蔡钟浩等人是急起改革政治的多数派，而蔡锷则是主张精研军事学问，以求掌握军事实权，训练国民的次多数派，至于他自己更是人数更次一等的教育救国派。这也说明蔡锷所说当初听了梁启超的安排，走“储学为异日用”的路，是真实可信的。由此可见，蔡锷虽未明言自己没有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却事实上有意无意地透露了这个意思。何况蔡锷还在《开智会序》中直言他“心绪澎湃，归思茫然，不能振笔”之时，正是郑道约请他为开智会刊作序之时，也是“内局鼎沸，义士遇害之际”，不等于公开承认了他没有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吗?否则，身处日本横滨的郑道怎么可能约请已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并与梁启超同在上海的蔡锷为开智会刊作序?
综上可知，梁启超所说蔡锷1900年回国参加唐才常“勤王”起义的故事，固然绘声绘色，十分可爱，却被事实证明是不可信的。套用王国维的一句话，“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一点不假。事实证明，我们都被梁启超骗了。如无其他新的证据，仅以梁启超事隔26年后这番回忆说词和唐才质依据梁的说词和其他人的回忆材料而编撰的所谓回忆录，就判定蔡锷1900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将其捧为他的“初试革命”活动，岂不恰如古人所说：“今人只见鲁直(按：宋代诗人黄庭坚，字鲁直)说好，便却说好，如矮人看戏耳!”那不过是人云亦云，随声附和的“矮人”之见，是不能服众的。
三、梁启超编织“可爱”故事的原因及启示
蔡锷明明没有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梁启超何以要为他编织这么一个“可爱”的故事?首要的原因，当然离不开社会对蔡锷的尊崇和景仰这个大环境。蔡锷于1915年袁世凯谋划“洪宪”帝制之时，“定策于恶网四伏之中，冒险于海天万里以外，几经困厄，间道入滇”，发动护国战争，于推翻“洪宪”帝制之后，又不幸积劳成疾，为“再造共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因而赢得了举国上下的尊崇和景仰。据辛亥革命活动家谭人凤说，在此之前，还有人认为他是“假革命出风头之徒，阴谋暗杀之。今则盖棺论定，不特素所亲爱佩服者崇拜推尊，即向之毁者、谤者、妒者、忌者，非莫歌其功，颂其德，自悔前非”了。正是这个争相为蔡锷歌功颂德的社会大环境，催生了一大批诸如梁启超所说之类的“可爱”故事。不计天忏生、冬山合编的《蔡松坡轶事》及其他单篇故事，仅辑入《蔡松坡故事》一书的各类故事就多达97个。其中被人信以为真的所谓小凤仙“主动助蔡”逃离北京的故事，甚至流传至今。梁启超同处此社会大环境之下，又是在蔡锷逝世十周年这样隆重的纪念会上，编织出这么一个“可爱”的故事，就尊重历史事实而言，当然不可取，但却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
此外，梁启超编织这个“可爱”的故事，还和他与蔡锷的特殊关系分不开。他们不但一起策划、发动和领导过反袁称帝的护国战争，蔡锷还是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自长沙时务学堂起，就为他的成长倾注了无限的心血。这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1907年11月，就有一位叫唐璆的留日学生，怀着极其羡慕和诚恳的心情，函请梁启超也能视其“如及门弟子，以视蔡君锷者视之，多方教诲，不胜至愿”。
梁启超此时编织这个“可爱”的故事，起码可以如其所愿，起到以下三方面的作用：一是为蔡锷的早期生平增添一个不大不小的亮点;二是梁启超作为蔡锷的导师，对其后来的历史功绩，自有其引导、培育之功，也可借此为自己博得更多的“点赞”;三是还可趁此机会，展现一下自己对自立军“勤王”起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这是最为重要的。据梁仲策说，梁启超在筹划自立军“勤王”起义的过程中，曾致函康有为“主张起义时为领袖者必须身入军中以资鼓励，是以得汉口将发动之信，即急速自檀香山遄归”。而且还在“七月返国”首途时，赋《东归感怀》诗一首，表态说：“极目中原暮色深，蹉跎负尽百年心;那将涕泪三千斛，换得头颅十万金。鹃拜故林魂寂寞，鹤归华表气萧森;恩仇稠叠盈怀抱，抚髀空吟梁父吟。”在留别檀香山侨商梁荫南诗中更表示：“万一事不成，国殇亦足豪。”梁启超信守承诺，自美洲回国“身入军中”，唐才常等众多“入军”者都在汉口遇难了，何以他却没像他们一样为国捐躯?未免不是梁启超疑心他人必生悠悠之口的一个心结。为蔡锷编织这么一个“可爱”的故事，声称蔡锷被唐才常派去湖南给黄忠浩送信后，黄忠浩“即留之不放行;且大诟梁任公、唐拂尘无故牺牲有用青年……余又不得松坡行踪，愈惶急，决亲身赴汉。船票已办就，因亡命，不敢逗街埠，准时而往，则此船以贷少早半小时启碇矣。余大怒，顿足而骂。松坡以黄将军之留，余以船期之误，皆幸得免死”。岂不正好向社会解答了这个疑问?这应是梁启超编织蔡锷回国参加唐才常“勤王”起义的“可爱”故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蔡锷本没有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而且这事也不太可能成为他人生旅途中的一件大事，因为他当时的确如梁启超所说年龄还小。但是，却因蔡锷后来成了掀翻“洪宪”帝制的英雄和他的老师梁启超个人声名的需要，被梁启超在此事远去26年之后编织出来的一个“可爱”故事，使包括本人在内的历史研究者无不肯定他参加过这次起义，成为今人所说的“集体”历史记忆。此事再次证明了一个事实，历史当事人事后的回忆，即今人所说的口述史料，固然对后人解读历史，追求真实，发现真理，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理应引起历史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毕竟任何历史当事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都有个人立场、情感和利益的不同，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其立场、情感和利益也会“与日俱进”，或强化或改变先前的立场、情感和利益，从而难以保证其所述一定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因此，对于力求廊清历史真相的历史研究者来说，重视历史当事人的口述史料无疑是必须的，但也不能盲目相信，必须时刻保持几分清醒，对历史当事人的口述史料进行审慎辨析，多方求证，考其真伪，然后决定取舍，给出适当判断。否则，就很可能重蹈我等覆辙，仅仅依据梁启超的这份口述史料，便断定蔡锷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不但未能澄清历史事实，反而有违初衷，造成历史的更大混乱。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7年第9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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