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格心理学到政治学：为谁服务的MBTI

　　一辆失控的列车在铁轨上行驶。在列车正行进的轨道上，有五个人被绑起来无法动弹。你站在改变列车轨道的操纵杆旁。如果拉动此杆，则列车将切换到另一条轨道上。但是，另一条轨道上也有一个人被绑着。你有两种选择：什么也不做，让列车按照正常路线碾压过这五个人;或者拉下操纵杆，改变为另一条轨道，使列车压过另一条轨道上的那个人。

　　这是很经典的电车难题，对其的解答被认为有两种——功利与道义。功利取向的标准是“效益最大化”原则，道义取向的标准是符合必要的道德义务。这两种取向在实证主义心理学中的一些流派那里被认为是先验地存在于人的认知之中的，并希望这种人格理论探索可以预测一些人的行为并做出相应的对策，比如在道德两难困境中，研究表明一些反社会人格特质可以预测道德两难困境中的功利判断。

　　人格personality一词，是从拉丁文persona一词引申而来，是古希腊演员所戴的面具，反映了不同的角色要求。心理学沿用了这一含义，其中包含了两层内容：一是指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应，二是指个人由于某种原因不愿展现的内隐人格成分。前者具有不稳定性，是根据社会文化习俗的要求而被迫戴上的面具;而后者则具有稳定性，一旦形成后就很难改变它。显然，心理学的任务就是要对这些内在人格特征进行归纳分类，以供应用。

　　“从生物的角度来看，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总是一种适应关系，因为主客体间的每一种关系都通过相互影响以双方的修正作用作为先决条件。这些不断的修正作用形成了适应。因此，对于客体的类型态度就是适应的过程。自然中存在两种根本不同的适应方式，它们确保生命有机体得以继续存在。”——荣格《心理类型》

　　我们不能设想全体人类气质的整全本质，或者说人的本质，一是这种本体论构建一定会抛出其剩余，也就是说，对“人”下定义必然会有人是“非人”，比如说纳粹按照一定的生物学因素宣判犹太人的地位，很明显这会造成悲剧;二是对于人类社会进步来说，需要关于人的知识。

　　“在人借以形成其学术的文化中，一切进步都以把这些获得的知识和技巧用于世界为目标;但在世界上，人能够把那些知识和技巧用于其上的最重要的对象就是人，因为人是他自己的最终目的。”——康德《实用人类学》

　　实证形而上学

　　进而，我们有了多套人类学的分类方法，如MBTI等等。这种方法仍然是差异性的“一般知识”，因为这受制于它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实证主义。人类学仍然是一个经验科学，它是“观察学说”，在杂多的经验中设定出我们在人那里发现的规则。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强调了很多次：实证主义强调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但研究对象是从研究者的第一人称中进行的，从而产生“客观中立”的行为报告。而在我们现在讨论的人格理论问题上，也与实证社会学一样，预设一个“类”的视角，从而淹没了主体性，因为人格的构建是依靠卡特尔的因素分析法来进行的，这种统计学以统计显著性为标准，也就是说，5%或1%的那少数人不触及社会普遍性，会被当成新增添的例外事件而不被考虑。

　　实证主义会被庸俗地理解为是唯物主义，因为其强调观察客观事物而不是理性反思，把自然物质视为客观物质，把自然存在视为客观实在，把自然实在性视为客观实在性。这种机械认识论无论如何是一种奇怪的客观化方法，它并没有给它的客观性增添丝毫新的客观性，所增加的只是他们的主观论断而已。由此，这种唯物主义反过来成了形而上学独断论。因此，关于人格的分类学也只不过是人为建构的一套现代种姓制度。

　　如我们开篇的电车难题，我们要反思的是，电车难题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他把被试安插在了受害者的位置，因为无论是救一个人或者是救五个人(或者其他的什么变体)，都会生产伦理负罪感。行为分析就是这样将原本是被害者的人强行安插在所谓两难困境中，从而在去情景化、掩藏了真正的凶手的情况下探讨心理学，探讨伦理学。

　　科学心理学就这样将他人视作一个纯粹的物质客体，并在此之上添加心理意义。即使是到了“认知转向”，如“自我感知”、“自我意识”、“自我强化”以及班杜拉的“自我效能”，也只不过是对主体性进行客观化研究而已，也只不过是坐在实验室里研究他们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他们跳过了笛卡尔直接抵达了康德：人的所有意识、所有经验，都预设了某种思维范畴作为前提，经验是心智把范畴和原则给予感觉材料而得到的。这一思维范畴在认知主义那里便是“认知结构”，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便是在强调认知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而认知主义却将康德主义的错误一面进行了下去：物自体让我们永远从中概括出一套纯粹的主观认知范畴和稳固的客观属性的分类学。

　　我将无我

　　“不单是现代心灵哲学和认知神经科学要一起粉碎关于自我的迷思，我们也越来越明白，要解决关于意识的哲学难题——即意识作为一个纯粹物质主体，如何在大脑之中生成——就得先认清一个简单的论点：就现有的知识而言，不管是在大脑中还是在超越世界的形而上学的范畴中，都没有任何东西或个别的实体可以被称作我们。”——梅青格《自我隧道》

　　既然我们具有认识论上的不可能性，那么我们的主体性终究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现象性自我”，这就是说意识越努力去寻找自己的内在生成的迹象，就越觉得这些东西是自我生成的。因此人类心灵先验地具有一种“自动认知闭合”，严格地限制我们知晓自己的可能性。

　　因此自我是不存在的，按照奥卡姆的剃刀原则，自我意识只是一种让其他现象显现的透明框架，它本身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这个透明背景中看到的任何可以算作“自我存在之证明”的不透明的东西，都和这个透明的背景本身无关。

　　主体对于它自己的“认知闭合”会必定把自己感知为能够自由地采取行动的主体，这实际上是符号系统的内在僵局。主体不过是客体化过程本身的一个悖论性的自我反称，这体现出了实体本身的本体论分裂与主体对自身进行认知的认识论屏障的内在同一。因此在认知主义那里，虽然我不能认识我自己，但为了维持符号系统的实存，我还要将自我还原为神经生物学中非主体的客观过程。与其将神经系统电信号否定掉，认知主义更倾向于否定自我。

　　认知主义立场假设我们的意识性决定是由神经生物学的非主体的客观过程预先决定的，意识其实是错觉，在它后面只有非主体性神经过程，因此心理现象“最终都要被完整的神经科学替代”。在这里认知主义尴尬的地方在于，既然要通过认知科学超越有机体的“认知闭合”，并使它们成为世界的构成性特征，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宣称物质世界是通过神经信息编码的方式被构成的。因此，认知主义摇身一变成为了唯心主义：大脑再现了世界但反过来却不可能以世界为条件。

　　“当意识把大脑纤维之类东西看作是精神的存在时，它们已经是一种处于思想中的、纯属猜想的现实性，而不是一种实存着的、摸得到看得见的现实性，不是一种真实的现实性。如果它们实存着，被人们看到，那么意识就认为它们是一些僵死的对象，不是精神的存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在这里，机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达成了惊人的同一：机械唯物主义者会认为“人类的意识只不过是一种对客观物质进行加工后再反映出来的过程”，唯心主义者会认为“大脑不过是物质，需要观念的激活才能运转”，这两种对物质与意识的反映论式同一尝试并没有改变差异反而加深了差异。“概念本身愈是纯粹，就愈是降格为一种愚蠢无比的表象”，这样，认知主义原本的激进性消失了：我们的大脑是历史的产物，它是在与环境的互动中通过人的实践表现为大脑可塑性发展起来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我们的心灵不仅仅是反映世界，还是与世界进行转换性交换一部分，这种关系虽然是回溯性的但在本体论意义上是开放的。

　　总之，我们越是坚持描述存在，我们最终就越要求助于描述性的话语。人类的心智只能把握到一种转瞬即逝的有限事件流，那么现象学作为一种试图把握普遍性的方法，就越发呈现出一种象征性。但这种文本阐释学是失败的，因为文本被解读时，永远会有一个不可消解的二分性，会被分成语音和书写。语音意义直接在场，人直接的感觉理解，而书写则代表主人话语的失败，书写出的东西总是背叛语音的。

　　“当我们言说单义之物时，难道不是多义之物在我们之中被言说着吗?而且，我们难道不应当在此认识到一种在其他(非亚里士多德式)环境中不断地形成的，思想之中的龟裂吗?”——德勒兹《差异与重复》

　　当我们在言说概念的时候，我们首先诉说的是差异而并不是自然地诉说着一个同一性，一个同一的概念只能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存在着。因此，对于存在的描述也是差异性的、历史性的。所以我们将看到在后现代主义“生成”浪潮中催生出来的另一种心理学版本——社会建构主义。这是一种肤浅的历史主义：“永远历史化”作为一种言语行为静悄悄地普遍化了自己。

　　解构建构论

　　“秩序既是作为物的内在规律和确定了物相互遭遇的方式的隐蔽网络，而在物中被给定的，秩序又是只存在于由注视、检验和语言所创造的网络中。”——福柯《词与物》

　　对于人格特质先天分类学的常见批判就在于，人格结构是社会建构出来的而非先天获得的。不存在绝对中立、客观的现象，所有现象或多或少地是由社会因素和人的交往活动建构出来的。更进一步，人格、心理状态这些主体性位面统统都被消解为外在的偶然的社会活动和语言观念传统所构造的“内在”幻觉。于是，所有的理论话语都是可疑的，都是相对的。这种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完全消解了科学知识客观性，而将科学放在了权力斗争的领域，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首领凭借自己的权势集聚了学阀。

　　这一观念便很快会发展为一种左翼式的“阴谋论”——“我一切悲惨的经历都是统治阶级的阴谋”，从而对所有科学都赋予了意识形态色彩。社会学家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伦理规范取代了自然科学的客观实在性，只不过是从另一个领域出发试图取代既得利益的学术对手的另一种科学主义罢了。所以，他们是带有政治倾向的，“爱因斯坦他有奶便是娘，给美帝国主义造原子弹”。

　　这一建构主义的问题就在于，“建构者”与“被建构者”始终是二分的，永远有一个主动的建构者施加建构活动以所谓的“愚弄百姓”，随之而来的就是张献忠主义式的呼吁——“大西王曰杀杀杀”。他们对“差异”的理解并不是基于符号系统的内在僵局之上，而恰恰就是差异本身。

　　在这里，对MBTI的人类学批判更多的是呼吁对人类主体性的复归——“人格是一个个体的、独特的整体，它有目标追求地工作，是自我关涉的和世界开放的，它生活着和体验着。”但这种对个体性差异的强调实际上也就拒斥了任何把握存在者的可能性。

　　“这种看似稳定的自我人格构成恰恰只是一种纯粹回溯性的不可能的架空幻想，因为一方面MBTI理论没有给主体的能动性留下任何真正的生存空间，它消除和抹杀着主体，但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借助主体本身的能动性强迫主体自己把自己把握为一个人格结构。”

　　社会本身并不能理解为是一种关系的系统，恰恰相反，社会是一种总体性的图式，才使得这些关系有可能被概念化，使得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与实践得以清晰地表现出来。科学始终是一种概念性知识，给我们提供了思考同一世界的现实的可能性，它始终是开放的。因此，我们对人格概念的批判不应该是争论人格结构是先天还是后天这样的二律背反，这不过是人类心理客体化的正反两面而已，任何心理客观化的做法都等于非人格化。

　　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在归因的时候存在论基础却也总已经在“此”了。很明显，人格概念是从个体行为的角度出发的，但是“一件行为也绝不是一个对象，因为行为只在过程之中被体验，在反省中被给予”，人格的本质就在于它只在意向性行为的实行过程之中，所以人格不会是一个“因变量”。在这里我们更需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也就是说，从实践的角度去理解。

　　实践的心理学

　　意识形态是一种客观的无意识结构，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必须在人们那里视作现实，即“恋物癖式的否定”。而意识形态的基本职能是实践的和社会的，职能需要与统治阶级的要求或者说社会的要求相符合。也就是说，意识形态需要服务于生产力的提高与相对剩余劳动的增加以完成其再生产，二者同为一个结构即“生产关系”。

　　如果我们按照涂尔干的观点的话，社会分工催生出了有机团结与集体意识，这种团结并不是集体主义，而是允许个人的自由与差异性，这种对个人主义的追求实际上是适应生产方式的。这种体制类似于身体的器官，各器官发挥独特的功能但又相互依赖，从而形成一种整合。

　　而对个体的人格划分也是强调个体的差异性从而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无论何时，当个体用特定的特征、品质、弱点等来定义一个“人格”时，主体间的交流水平就会有倾向性的越界，他们行为背后的某些本质就会被具体化。这种日常判断落到科学理论那里则是通过标准化、简单化与还原的认知资源“节约”。通过限制他人对其生活条件的影响及这种尝试所引发的反对来故意运行权利，从而打断这种冲突领域主体间的理解过程。比如，我们用MBTI在社交，我自称我是INTJ就可以让对方快速明白我的心理特质，从而更好的交流。

　　“人格一般包含着法权能力，并且构成抽象的、因而也是形式的法的概念和其本身权利的抽象基础。所以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而这一思路落到生产关系上来，就是让资本家在劳动力市场上快速面试劳动者，或者在职场上对其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如果我们认为自我是在竞争性的多重行动者之间展开的自我创生互动，那么这也就为福特主义转向联结主义留足了空间。这样，心理学量表就达到了它的“预测”的目的——通过预测劳动者的行为方式，从而控制主体。

　　人格理论能够在社会上流行，恰恰就在于在宏观层面它影响了生产关系从而获得了不可逆性，在微观层面它让人们克服了存在主义危机(对日常苦难的内在解释)。这种非生物学因素的划分比生物学因素更温和，也更贴近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而问题也就在于这让个体不能被认为是决定他们生活条件的主动贡献的本源，而仅仅作为一些不变的个人“本体论决定”的载体。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能动性的主体/主体间性方面就被排除了，剩下的只是一些实体化的人格结构或恒定性。这一认识论成为意识形态，就会让人们过分依赖人格结构，从而丧失了主体性，也就是说，丧失了改变结构的可能性。MBTI在心理学领域已经是过时的(很明显多次测量的结果是不同的，因为人的能动性仍在起作用)，但心理测量学不变的仍然是对信效度的追求。

　　总之，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不会是“客观中立的”，因此社会科学会比自然科学更需要强调意识形态的影响，考虑到理论在实践层面上的落地。不存在所谓的电车“难题”，大胆地将伦理意识转换到政治意识。人格曾是文艺复兴时期高扬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概念，而今天心理学更应该回到人格概念原本的含义，思考如何才能使“每个无产者自由发展”。

　　参考：

　　康德《实用人类学》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

　　霍兹坎普《主体立场的心理学》

　　齐泽克《视差之见》

　　布拉西耶《虚无的解缚：启蒙与灭尽》

　　琼·柯普洁《读我的欲望!：拉康与历史主义者的对抗》

　　许燕《人格心理学》

　　欣斯克：康德的人类学理念

　　特里·伊格尔顿：我们必须永远历史化吗?

　　徐同洁 刘燕君 胡平 彭申立：道德两难困境范式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使用：回顾与展望

　　刘司墨：论齐泽克性化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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