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耶鲁招生歧视案看我们的招生公平

　　原创 陈志文 陈志文观察 

　　在招生考试上不宜搞结果公平，否则很容易陷入一种反向歧视，造成更大不公平。

　　日前，美国司法部判定耶鲁大学在招生中存在歧视白人与亚裔的行为，即在学术水平一样的情况下，黑人入学机会是亚裔与白人的数倍或者数十倍。这一结论也为持续两年的官司初步划上了句号。

　　虽然耶鲁大学一直否认这一歧视分存在，并举例说，15年来耶鲁大学亚裔学生占比已经从14%增长至22%。但仔细分析最近3年亚裔占比的数字，显然耶鲁在人为调整，最近3年亚裔录取人数分别为299、306、352，明显快速攀升，尤其是2019年当了被告之后。

　　这一消息让美国华裔大为振奋，显然耶鲁大学近年将不得不加大亚裔招生比例。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件类似案件，但受伤的却是亚裔。

　　6月，加州种族配额平权法案ACA5提案在加州众议院高票通过，一旦实施，根据这一法案，加州大学的几十所大学就需要按族裔人口比例分配入学资格。目前加州亚裔人口仅占13%，华裔大约在5%，但目前加州系大学里，亚裔占比平均都在35%以上，其中华裔最为突出，大约都在20%以上。

　　于是这一法案遭到了亚裔尤其是华裔的激烈反对。亚裔往往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涉及孩子上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其实早在2014年，拉丁裔的参议员在加州参议院曾提出了类似法案，最后遭到华裔人士激烈狙击，最后“胎死腹中”。

　　但显然，在“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新民权运动的背景下，亚裔这次无法幸免。ACA5法案通过并实施的概率几乎是100%了。根据媒体报道，在最后投票环节，几名华裔议员竟然投了赞成票，加州大学领导也公开出面支持这一法案。一旦实施，理论上亚裔学生比例将逐渐降至13%，即与族裔占比平衡，而华裔也会降至5%-6%。

　　上世纪60年代，黑人运动掀起的平权法案在全美掀起一场族裔平权运动，说穿了是照顾少数族裔，核心就是照顾黑人(亚裔从来没有被照顾过，为什么?)，加州大学也不例外，在招生录取中划定了黑人的录取比例，以保障黑人的权益。

　　但这一法案实施不久，有一位白人女生申请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连续2年落榜，最后她发现主要原因是需要照顾黑人与拉丁裔等少数族群，限定了族裔招生比例，无形间抬高了白人的录取要求。若按黑人的标准，她第一年就该被录取了。于是她打了一场官司，认为这是反向歧视。最后这场官司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赢家，但却导致平权方案在加州大学招生上废止。

　　后来又因为加州大学一些歧视华裔的事件的反推动，最终导致1996年209号法案出台，进一步明确否定以族裔背景分配入学机会，转为强调学术，即学习成绩评价。也正因为这一法案，导致华裔在内的亚裔在加州大学占比迅速增长，此后基本没有低于过30%，个别学校甚至逼近50%。

　　在此次黑人运动的背景下，种族平权，或者说保护黑人(包括拉丁裔等其他少数族裔)再次成为席卷西方的政治正确。加州入学机会上的平权政策再次反转，华裔在内的亚裔将损失惨重。

　　当我们梳理这几十年加州大学在入学机会上的种族政策，以及耶鲁大学歧视案，我们会发现，公平，实际上是看站在哪个角度，站在谁的角度去看的。

　　上世纪60年代后，保护黑人、拉丁裔等少数族裔是正确的，是追求公平(我一直纳闷的是，华裔却从来不属于被保护的)。后来，取消这种族群特殊照顾，剔除反向歧视，强调以成绩为主的入学标准，也是一种公平观。现在，再次反转，公平变成了按族裔比例分配入学机会，成为当下加州教育最重要的公平。

　　当然，这种反转我充分理解，目前西方席卷全球的“新文革”，让一切高大上的政治正确成为wei/yi选项，杰斐逊、华盛顿的雕像都被拉倒，砸毁，因为他们都是农场主的身份，涉嫌奴役黑人。甚至远在英国的帝国理工都被迫更换校徽校训，因为校徽校训中充满了殖民色彩。

　　族裔绝对公平背后，实际上是身份标签的公平，也是阶层的标签。

　　我们也曾经历过那个阶段。文革期间大学曾取消考试，搞的就是这种身份标签：工农兵大学生，其他人是没有机会的，无论你如何优秀。最后这一制度被我们所唾弃，1977年恢复了高考，回到了选才的轨道上：无关身份，机会均等。

　　按族裔占比分配入学机会，在某种程度上是典型的结果公平，也一度是美国的政治正确，是上世纪平权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耶鲁大学实际上就是这一精神与理念的实践者，为保障黑人等族裔的比例，不惜降低黑人的录取标准，事实上就抬高了白人与亚裔的标准。

　　任何一种过度追求结果的均等与公平，必然会造成事实上的反向歧视，对大多数人是不公平的，至少在机会上。耶鲁大学被判歧视，说起来冤枉，但也不冤枉，关键是从什么角度看，从谁的角度看。

　　耶鲁与加州表面上相互矛盾的两个案例，都提示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情：公平到底应该怎么看?怎么做才是我们要的公平?

　　显然，这种族裔绝对平等，也就是结果公平的做法，中国老百姓是难以接受的。在中国文化下，我们追求的公平，可能是更应该强调两个：第一，机会均等，也就是说大家都有机会获得或者参与。第二，过程公平，这个竞争的过程是公平的，比如现在强调的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就是一种保障过程公平的做法。我们恰恰不能接受的，就是这种结果公平，即必须给与某一类人一定的名额比例。

　　在国内的高考中，与此类似的，不仅仅是少数民族的倾斜，还有一个重要话题：寒门能否出贵子。

　　近年国家出台了各种措施，如包括清华北大等名校拿出2%招生计划，专门定向给来自贫困县以下的考生。与之相关，各省也推出了类似的地方专项计划，还有师范生计划中也有类似专项，不一而足。

　　这些专项计划简单说，就是对来自落后贫困地区的考生降分录取(县以下中学)，以保证来自落后地区与贫寒家庭的孩子上好大学的机会，甚至是比例，希望寒门多出贵子。

　　专项计划主要针对县级以下学校和落后地区，县级以上是不能享受的。也就是说，即便是同一个地方的生源，来自城市和县城是不一样的，哪怕是一个四线城市，即便你是当地最穷的小市民，也没有机会获得这个机会。不仅是同一个省，甚至是同一个城市，因为这一城乡差距，就可能导致你在同等分数条件下，是不同的机会。

　　近年，各级政府在这一专项政策上，已经投放了数十万招生计划，但我们还屡屡能看到有舆论呼吁给更多寒门机会，希望有更多寒门出贵子。

　　对此，我觉得这一政策的实施上还是需要谨慎，不宜继续扩大，这种照顾倾斜不宜过度，过多，否则会走向反面。

　　首先，不能以静态的数据来看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需要客观评估这一现象的真实性。很多人拿近年一些高校来自农村家庭学生的数据，对照20、30年前，甚至40年前的数据，试图说明寒门难以出贵子。这一判断本身就存在严重的误导，至少是不客观的。

　　恢复高考40多年，1.5亿人已经通过高考这一通道从农村，从小地方流动入城，城镇化也从不足20%达到60%的背景下，来自城市家庭的学生比例大幅上升是必然和正常的，我们一味静态地对比20年前，甚至30年前的数据强调寒门出的贵子少了，本身就是错误的，没有任何可比性。

　　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考二代”，其实都来自小地方，从穷乡僻壤考入大学，最后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这种社会阶层流动是巨大的，从数量与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忽视这一巨变，做静态数据的对比，显然会错得离谱。

　　我们也可以扪心自问，经过这些年的流动、淘汰，在社会流动基本不设限的时代，留在农村的、偏远地区的还有多少人?是什么人?

　　第二，当我们干预一个制度，改革一个制度，前提是这个制度出现问题了，比如高考制度是否在让寒门出贵子的问题上失灵了?没有给贫寒子弟机会?

　　2018年，河南理科状元出自一个县城中学，河南郸城县第一高中，不是郑州的那3所著名中学。在当年，该校有37人被清华北大录取。其实更著名的是衡水中学。

　　衡水中学近年考入清华北大的人数几乎占据全国第一，这个三线甚至是四线城市中学的崛起，至少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无论高考制度存在多少问题，但至少还是给了大家公平的机会的，尤其是给落后地区人家的子弟(有人也许会质疑，比如衡水中学学生大多来自外地，但衡水中学最初崛起时的孩子来自哪里?衡中凭什么吸引了包括省会的这些优秀学生?不展开讨论了)。

　　每年清华北大都有来自落后地区的孩子，来自贫寒家庭的孩子，甚至还有残疾学子。前两天的新闻，一位盲人考生考了630多分，让我不由肃然起敬，还有一个在工地干活的孩子拿到了清华录取通知书，也让大家热泪盈眶。

　　显然，目前高考制度其实没有失灵，问题是，你是否努力了?你是否是那个“贵子”，如果不是，如果不努力，为什么寒门必须出贵子?

　　我们需要确保高考制度给寒门出贵子的机会，这是根本，但绝不应该在错误评估基础上，过度强调寒门出贵子，甚至划定固定的比例，否则很容易陷入一种反向歧视，造成对多数人的不公平。

　　这是耶鲁大学，加州系列政策调整不断反转给我们ZD的启示：要保障机会公平，而不是结果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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