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大国美国的文化响应力教学，对中国的教育有哪些启示

　　原创 白云云 外滩教育 

　　看点 研究西方教育模式的原因不仅仅是去了解他们的教育思想，更可以审视我们自己的教育。美国移民大潮多方面地改变了原本的教育趋势，来自作者詹妮弗L.W.芬克对此做出了一系列的研究，列出了六种策略让教育保持着积极的走向。下文作者从“中国会否成为下一个移民目的地”的角度，思考了当下我们的教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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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丨白云云 编丨Bubble

　　2019年在美期间，我阅读了大量的学习材料，其中一份在加州沙漠沙子学区参加教研活动时索取的纸质资料，读起来兴致盎然。

　　除了对美式教育思想更加了解之外，作为“旁观者”，在阅读这几页纸的过程中，我也很好的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换位思考。

　　这个过程，虽是思想在活动，可亦是学习过程，让人淋漓酣畅。

　　美国的教育之所以强大，其中一部分因素是美国各教育或研究机构中精英们的力量，这些高端人才共同构成了美国教育从理论框架到形式内容的整个天空。

　　所以，我们在美国加州政府领导下的学区内教师培训活动中取得的资料，有一定的学术高度与理论价值。

　　这篇标题名为“六个策略，让你的课堂更具包容性和文化响应力”的文章，来自于一个叫做“文化响应力教室”的研究系列，作者叫詹妮弗L.W.芬克(Jennifer L. W. Fink)。

　　通过资料检索发现，所谓“文化响应力教学”研究，是应对移民大潮所带来的教育形势进行的一系列研究。

　　这类研究多见于一些移民“目的地”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等。随着移民人口的大量涌入，这些国家学龄儿童的整体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进而带来许多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文化冲突与融合，遂成为了一些机构和个人研究的重点。

　　要感谢这些研究者，通过他们的努力，我们才能知道当下一个同类问题诞生时，应当如何科学面对学龄人口的教育。

　　这些有数据有案例的研究观点，或许能够成为宝贵参考，于是，带着“中国会是下一个移民‘目的地’国家吗”的思考，促成了这篇文章。

　　作者詹妮弗L.W.芬克研究和关注的焦点，在于引导学前到初中阶段的老师理解并使用六种具体策略，使课堂教学充满文化包容性——主要是在文化顺畅交融、互换价值观、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将课堂打造成一个能够积极响应不同文化思想和内容的教育阵地。

　　篇幅开始，作者讲述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从墨西哥移民到美国就读小学二年级的男孩丹尼尔，一开始完全不会说英语，到了四年级学会了英语听说，但阅读能力不是很好。

　　后来一个偶然机会，丹尼尔读到一本有关民权运动的书《收获希望：塞萨尔·查韦斯的故事》(Harvesting Hope：The Story of Cesar Chavez)，从这本书开始丹尼尔产生了对民权运动的强烈研究兴趣，他不断寻找同类书籍、甚至是有关林肯和美国内战的书籍。

　　《收获希望：塞萨尔·查韦斯的故事》

　　于是在大量的阅读中，丹尼尔和他的十多个小伙伴一起迅速增长了阅读与写作能力，到年终时，他们已经可以不用再依靠学校的双语课程来训练英语了。

　　于是丹尼尔的老师对作者说，这是因为丹尼尔从这类题材中找到了与自己密切有关的东西，感受到文化的呼唤，从“民权主义”活动中找到了某种寄托和希望，才产生了极大兴趣，进而触动了真正的阅读。

　　而这些大量阅读所积累的语言经验，才是丹尼尔迅速学会英文的重要原因。作者强调说，这个故事，就是研究“文化响应力教学”的意义所在。

　　为什么这个故事可以说明问题?略微了解过墨西哥历史的人都知道，墨西哥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最出名的莫过于被西班牙统治以及被美国“抢”走了大量领土，导致现今很多墨西哥人恨美国。

　　再加上总统特朗普所强化的“墙”概念，使得两国关系一度紧张。即便如此，仍阻挡不了一部分墨西哥人想方设法移民到美国，开始新的生活。丹尼尔也许就是这许多家庭中的一员，也是诸多思想、情感纠结的墨西哥人之一。

　　倘若带着仇恨又期盼的心态学习美国英语(American English)，效果是打折的，但若找到合适的切入口，则学习就会变成水到渠成的事。

　　因此，作者才会从这个既平凡又伟大的故事上寻找到“文化响应力教学”的研究意义所在，也就有了下文有关“六条策略”的讨论与思考。

　　且不论六条策略是什么，我们可以先试想下故事背景的转换：

　　若是丹尼尔的故事发生在中国，丹尼尔不是移民的后代，而是从某省搬家到另一省的王尼尔、刘尼尔，会不会遇到同样问题呢?

　　面对讲地方语言的学校老师同学和邻居，如果他找不到合适的切入点、没办法寻找到思想文化中的参照物，学习的效果会怎样呢?

　　中国之大，搬个家就等于换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小孩子心理上的不适应，可能不会被家长作为重要问题考虑。但若上升到“文化融入”的层面，那就很有研究价值了，因为这会直接导致孩子心理的接受与容纳度。

　　所以，作者提了哪六条策略呢?

　　策略一：尽可能多的了解你的学生

　　作者引用了一位前小学教师，同时也是一位学习专家劳恩·马斯卡雷纳兹(Lauryn Mascarenaz)的话，他说，理解文化响应力教学，首先要知道学生在家里怎样行为处事、在学校就会怎样行为处事。

　　他同时建议教师，应该尽可能找机会融入孩子的生活，比如观察学生家的邻居、参加学生家的活动(尽可能的)、参与学生的聊天，而不只是关在教室里。

　　对这一条策略，作者提出的行动建议是：“建立文化参照系”。

　　何为“文化参照系”?这个高尚的名词看起来好像很难操作，实际上作者列举了一个例子:

　　让学生每个人制作一张同样大小的卡片，在一个特定时间里，画上或写下对自己有重大意义的人和事，然后彼此分享交流。在讨论的过程中，大家渐渐互相熟识对方的经历或兴趣，从而产生奇妙的共情力、理解力和同理心。

　　这条策略若嫁接在中国，建与不建“文化参照系”都没那么要紧，中国的老师做的远远比这更多。

　　为了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学生，家访、电话、聊天、谈心等等无所不能，可以说，中国的老师尤其是叫做“班主任”的一批人，事无巨细的扛起了“尽可能多的了解学生”的大旗。

　　可反过来看，教师们都能这么做吗?

　　不，尤其是在家校关系紧张的时刻——就像医患关系那样，教师和家长彼此间的不信任时常横亘在中间，离间、伤害着良好的师生关系、破坏着教育原有的良好生态，这样的故事我们听到的实在太多。

　　所以，若想实现师生之间“尽可能多的了解”，在我国必须建立良好的家校关系，需解决各类问题如提高教师专业水平、为教育提供更多有力制度等。

　　提高教师专业水平，是因为教师队伍的一部分人得到教师资格的过程实在太运气，但其实并不具备作为教师的条件，缺乏耐心、恒心、教育智慧等，与学生的相处并无亮点可言，反过来会引发紧张的师生关系;

　　为教育提供更多有力制度，是因为在目前形势下，“惩罚”机制在教育中的缺失使得老师们不想、也不敢去做本该顺其自然的事情。

　　这些都对教师是否充分了解自己的学生产生了障碍。

　　策略二：让你的教室环境变成学生想要的那样

　　劳恩·马斯卡雷纳兹(Lauryn Mascarenaz)说，要让学生感到自己是教室的主人。

　　所以在教室布置方面尽可能呈现一种接纳、认可、鼓励、祝贺的意味，这样学生就可以在毫无压力、满心欢喜的氛围中找到文化融入的机会。

　　作者建议的方式是，重做教室装饰，尤其是教室“图书馆”、绿化和墙面装饰。

　　因为这几乎是最简单、成本最低的一件事，却能形成良好的教室氛围。比如挂上学生的照片、贴上学生最喜爱的内容、悬挂能代表学生文化根源的物品比如自己国家的国旗等等。

　　这个策略实际上在美国的中小学校里运用的很好、在我们看来甚至是极致的好。

　　因为，每到一处的教室，几乎都装点着花花绿绿的作品、文化装饰、学生的爱物、老师的勉励和祝福等。

　　从许多反映美国校园现实题材的电视电影作品里，也可以看到许多。我们曾尝试问过一名美国教师，为什么一定要把教室内部墙壁全部贴满，是学校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这位老师表现得很惊讶，随即平和的说，老师们没有独立办公室，每一间教室既是教学的场所、又是自己的办公室，因此学校允许每位教师按照自己的心愿布置教室。

　　于是，老师们大显身手，使出十八般武艺尽可能丰富的装点这个属于自己的小小空间。

　　更有甚者，会在教室里人为的设置一个小小“隔间”，里面更是随性的像家一样，供教师个人使用。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美国教室的温馨布置、强烈视觉感的各类作品等，这些都为我们研究美国的教室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但我们不知道的是，原来这背后的用意，是为了链接更多孩子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化气息。

　　所以，当看到美国的教室里居然有懒人沙发、有暖黄色台灯下的“图书馆”、有养在笼子里的小动物时，就不会觉得奇怪了——这就是家的环境啊!

　　学生在家里自然是放松的，来到学校看到眼前的一切如此熟悉，自然也就放松下来。

　　记得一位美国教师曾说，她常常到处搜罗别人不要的旧家具，拿回学校打造成自己需要的“教室家具”，从而让孩子们更愿意来她这里愉快上课。

　　在我的眼里，美国人实际上已经将教室氛围看作是教学工作中重要的一环来打造，将它视作营造良好学习氛围的重中之重。

　　但即便如此，提到“文化响应力教学”时，这一点仍被考虑进“策略”里，更加说明了它的重要性。

　　由此反观我们的“教室文化”，几乎千篇一律的教室环境——窗明几净、万物无尘，干干净净的白墙、纵横有序的课桌···好像每个人从小就熟悉了这样的学校——所有与学习无关的东西都不可能轻易见到，仿佛只有如此才有利于学生的成长与学习活动。

　　正因为熟悉，所以我们从没想象过更让人心之所向的教室是什么模样，甚至有人会认为美国人装点教室的做法是浪费时间、画蛇添足，是很表面、娱乐性的东西。

　　真的如此吗?我不想解释从小浸润在良好视觉环境中的孩子能有多大出息，但被接纳、被认可的“快乐”情绪却是真实存在的。

　　没有一个学生愿意呆在冰冷、严肃的地方每天持之以恒的学习，若是有选择，相信孩子们会选择一个温馨如家的地方，花上他(她)每天宝贵的八个小时。

　　但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太难做到了。因为现实状况是，从小学到初中，几乎每个地方学校都无法将班级人数减到25人以下，实现真正的小班化教学。

　　事实上每个班级在40人左右是最常见的，有些地方甚至能达到70人一班。这样饱和的教室、人均面积如此狭小的地方，再加上强烈气焰的竞争性和压力感，教师与学生怎能有心思去“打扮”那“战斗”的地方?

　　在应试的帽子下，可能我们还无法轻易将注意力转移到学习以外的地方去，且这种情况越往高处越困难——幼儿园比较容易实现“教室氛围”布置，这大概是出于对幼儿心理抚慰的目的，使之能愉快的来幼儿园渡过美好的学前时光。

　　换句话说，幼儿更需要像家一样的环境、甚至比自己家还要好玩的地方，来开启受教育的旅程。

　　对于这样被默认的设置，教育者们是否应该反思：难道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们就不需要环境匹配吗?是为什么呢?

　　策略三：邀请家庭共同参与孩子的教育

　　作者在这一篇里写道，一个叫做格林斯潘的小学，学生大部分是中东难民的后代，但学校里却没有讲中东语言的教师，于是，校长便联系了社区领导人，请他们组成一个协助组织，帮助孩子和家长做翻译工作。

　　同时作者提到，墨西哥裔和拉丁裔的学生之所以难教育，是因为“墨西哥家庭认为尊重老师的做法之一就是不参与教师和学校的合作”，而拉丁裔家庭“并不关心教育”。

　　尽管后来驳斥了这些观点，拉丁裔家庭并非不关心教育，而是本身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问题等，导致很多家庭不知如何关心或无暇顾及教育问题。

　　对于此，作者提出的建议是，要让每个家庭都感受到来自教师和教育系统的关心与支持，努力聆听他们的困难，经常邀请家庭成员积极参与来自学校的各项合作活动，谈谈双方所能提供的具体方式，尤其是消除误解、避免误会。

　　这一条策略我们已经在使用并且有些学校已经发展很成熟了。以我工作的单位为例，近十年来，学校大力发展与家长委员会的合作机制，努力开发家长资源，从各方面提供对学生的支持与帮助。

　　所谓家长委员会，即各个班级选择出愿意为孩子和学校做奉献的家长，再由这些家长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选择校级层面的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与学校进行沟通，解决各类矛盾与问题或提出优化建议。

　　一方面，学校主动建立家长委员会，支持自我监管;另一方面，学校为家长委员会提供类似于“家长学校”和“家长大讲堂”之类的课程，努力提高家长为学生服务的质量和作为父母的“专业水平”。

　　这种“边对话边成长”的校、家合作，大大解决了一些家校沟通不顺畅的基本问题，能够最大限度的消除误解、减少纷争，可谓是学校教育的一大助力。

　　在美时间短暂，我们无法轻易获知一所学校是怎么和家长之间建立良好沟通渠道的，列举两个小片段，来说明他们正在考虑的某种做法。

　　一个片段是我们在沙漠沙子学区教育局参加的一场为特殊学生家长举办的沟通会。在这场沟通会上，我们亲眼看到几个妈妈泪流满面、感谢老师和学校为“挽救”她们的孩子所付出的努力。

　　其中一个生活艰难的单亲妈妈还详细描述了她和她的儿子是怎样从相互厮打到和好如初的，她对学校关照她那叛逆期的儿子、扶持她度过人生低谷表达了诚挚谢意，也感动了在场许多的家长。

　　另一个片段是我们在约翰·格伦高中聆听的一场音乐演奏会，这场音乐会的演出人员全部是当初不被看好的学生，他们大多是墨西哥裔、拉丁裔的后代。

　　会场现场来了许多家庭，有的拖家带口达七八人之多，当孩子父母看到自己的小孩能在这样正式的场合演奏高雅音乐时，很多人泪洒现场，不停为自己和其他人的孩子鼓掌。也许我不能再了解到更多，但这两个小片段，足以让人对美国学校和家庭之间的沟通交流之做法“管中窥豹”。

　　策略四：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种族和文化认同感

　　作者谈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种族与公平教育研究中心K-12咨询和专业发展主任、《提出种族问题：白人，询问和教育》(Raising Race Questions：Whiteness，Inquiry and Education)一书的作者艾力·迈克尔(Ali Michael)说，有证据表明，当孩子们拥有一个强有力且积极的种族认同感时，他们在学术和社会上更容易取得成功。

　　《提出种族问题：白人，询问和教育》

　　尽管如此，由于种族问题在美国始终是个敏感话题，所以许多老师选择“避而不谈”，能躲就躲，避免更多争论的产生。

　　这种掩耳盗铃的现象，作者显然是持反对态度的。为了促进这条策略能够落地，作者提出一个有效办法是“将孩子与他们的传统联系起来”。

　　简而言之，就是在教学时顾及那些有种族或文化差异的学生，让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被孤立、没有被人为和自己的传统、小时候的经历割裂，感觉自己接受的不是一个“完全陌生和独立”的知识体系。

　　举个例子，比如华人后裔在美国读书，美国老师可以借教学内容中多谈谈“四大发明”或是中国的高铁与外卖，这些都会令华裔学生感到亲切、感到与自己的传统有关。

　　这些超越课本的举止，不仅会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还会让孩子认为自己的文化对世界有卓越贡献而自豪。

　　为什么我要举这个例子，是因为我在美国加州一些学校翻到的历史课本里，看到诸多对中国描述多有“偏见”的内容。

　　这些课本里描述的中国一直处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刻，封闭、自我，对世界存有敌意。

　　但实际上今日中国早已今非昔比，若非一些秉承客观精神的历史老师会在教学中提及中国之发展，大部分美国学生接受的仍然是“古老的教育”，这是令人痛心的——不仅在于中国真相的不被了解、更在于他们无法得到积极的文化认同感。

　　这样的操作，不得不说，与美国21世纪人才教育目标和这条策略所倡导的精神几乎是背道而驰。所以可见，在美国，并不是每条积极的教育策略和方针，都能得到强有力的响应。

　　这让我想到流行的“核心素养”教育理念，在各学科核心素养目标里，zui高标准就是“文化理解”。

　　当提出这一点时，相信制定政策和方向的专家学者们已然看到了世界教育的流行趋势，然而写在纸本上始终是模糊的，究竟怎么去做，专家们没有明说，或许是给我们留下的思考空间吧。

　　策略五：为有关时事和文化的艰难对话创造空间和机会

　　作者提到，当学生背着书包每天去上学的时候，不会因为他们开心的笑脸就能忽略隐藏在心底的问题，那些可能来自于父母家庭邻居社区的、吓人的、导致严重两极分化的问题。

　　而忽略这些问题的存在更是一个错误。所以，作者希望通过呼吁，学校和社会都能关心那些即便是很小的学生也有可能存在的问题，为他们多创造些探讨的空间与时间，以便信息对等和互诉衷肠。

　　为了显示调查证据，作者提到一位教师的做法“给学生发声音的机会”。所谓“Give Students a Voice”，原因在于这位教师观察到有些学生在家里偷听父母或邻居的讲话从而引发恐慌，以至于不当操作伤害其他学生。

　　与其如此，不如坐下来给孩子一个讲话的机会，允许孩子参与话题讨论、听其发表问题和意见，把问题摊开来，或者把焦虑写下来。这样的做法，作者说，是最接近“好做法”的做法了。

　　其实，许多有关社区或时事的艰难问题，在中国学生的生活学习环境里并不太常见，原因在于许多事都是“大人们的事”，许多孩子被告知“你只要管好自己的学习，其他什么都不用管”，于是许许多多的孩子心安理得的“两耳不闻窗外事”。

　　偶尔管上一管，也是在网络上参与一些片面、甚至偏激的讨论或争执，因此很多不曾谋面的“键盘侠”，有数据表明只有几岁或者十几岁。这些孩子在应该直面问题、勇敢讨论与解决问题的年纪，不被授予参与讨论的权利，因此把精力转移到网络上，进行一些“不用负责任”的行为。

　　可惜这样的教育“冷点”问题，因其对教育、对社会的伤害性远不如其他，所以只能被淹没在问题海洋里，不被重视。

　　然而，通过中美教育比较，让人越发感觉到，授予适龄孩子参与社区活动、参加社会问题的讨论等，是一件可以被认真思考的事。

　　正是因为许许多多的美国孩子从小就有公民意识、社区意识，所以长大了才极其看重自己的各种投票权、也非常相信个人力量能够改变社区与国家的信念。反之，我们的孩子，有多少人可以在年少时主动参与社区活动?

　　新冠疫情期间，有多少家庭愿意站出来为小区充当志愿者、或服务于社区?在尚未拥有自我判断力的青少年面前大谈特谈无效或敏感信息固然是不可取的，但这不应成为一刀切的理由。

　　我们想培养什么样的孩子，自己就得成为那样的人、或具备意识。

　　所以，适时为学生打开一扇可以谈史论道的窗户，从繁忙的教各种学科“技术”的时间里抽出一些空档，或安排一些专于此类的课程和丰富而真实的社区活动，对成长中的“未来”、对社会的积极进步，都是一件好事。

　　策略六：接受学生的母语

　　作者在这里讲了一个故事，一位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神奇公园小学(Wonder Park Elementary in Anchorage，Alaska)四年级教师香农·穆利纳克斯·托马斯(Shannon Mullinax Thomas)说，“我们ELL(可能是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的缩写)课的学生多是萨摩亚人(Samoan)，所以我们有一个单词墙和图片来说明这个意思——世界上同时有英语和萨摩亚语这两种美丽的语言。”

　　并且，这位叫做香农的教师，已经和班主任老师一起把学生常说的英语翻译成萨摩亚语，让学生可以选择自己的语言进行表达和学习。

　　在美国读书，早日学会纯正美式英语是一种融入的象征。然而母语才是链接到父母、亲人最直接的方式，因此作者说“完全排斥母语的教育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上文中的那位迈克尔先生也说，“这同样适用于地区方言”。

　　为了消除这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做法，作者提及几种方式：

　　如香农老师那样给英语、母语制作单词墙或将英语翻译成孩子们的母语;

　　鼓励孩子在课堂上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

　　不打击在课堂里使用母语的孩子以避免其难堪;

　　给共同使用的语言贴上“学术语言”的标签，并强调它对学习的帮助;

　　允许孩子偶尔用母语进行交流···这些方式传递的信息是，“语言是关于交流的，也是关于人们如何看待你的”，而不是语言本身。

　　这让我想到上海教育的“沪语”问题。近些年来，不断有人站出来呼吁保护上海方言“沪语”，是因为改革开放后大量外地人口涌入上海，使上海变成国家大都市的同时渐渐失去了本土特色，其中一条证明就是“新的学龄儿童中会讲沪语的人口已经岌岌可危”。

　　为什么造成这种局面?因素很复杂，从1956年国家规定学校推广普通话教学、到1997年规定每年9月的第三周为“推普周”，这样持续有力的系列操作，确实令部分方言在校园中渐渐消失了踪影。

　　再加上不少人对吴侬软语特色浓重的上海话感到不适(尤其是上海男人说沪语)，有时候，学生甚至因在校园中不小心说方言而“感到羞耻”。

　　其实，推广普通话并不意味着“消灭方言”，可就是在这样的重重矛盾中，新出生的上海人已渐渐不说上海话、身上没有了上海气息。如此一来，沪语就成了一种需要“拯救”的语种。

　　为了挽救沪语，不少学校做了很多努力，比如建立以沪语为主要交流语言的特色幼儿园、在学校里开设沪语讲习团和沪剧社，允许学生用沪语播报校园新闻等等。这些形式有效的引起了人们对方言的重视，因此近几年上海沪语教育特色与影响力已深入人心。

　　其实，就如作者谈到的那样，各种各样扶持方言或母语的手段，其目的并不仅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人们如何互相看待”。能接受对方的母语，本质上就能更好的接纳别人、认可异同，从而产生尊重、有效沟通和良性交流，这也是文化之间的彼此交融。

　　以上六条策略，是在美期间我所能接触到的有关“文化响应力教学”的一部分，由此可见，美国教育学者们的研究其实更加宽泛与广阔。

　　若是一线教师常常接触此类能直接改变教育思想与行为的培训，相信教学会更得力。所以令人颇为感慨：身为一名教师，参加的各类培训不少，但有哪些直接是高等教育学者或学术精英们的领导或参与呢?我们欠缺的到底是爱学习的教师、还是缺少实践经验的专家?

　　希望我们的教育早日能够实现大中小学一体化进步，打破层级观念，所有教师都有权利参与教育方法的改革、教育经验的改进，不为繁文缛节或食不果腹而担忧，为教育的未来打下坚实基础;所有专家都有机会进课堂寻找真正的研究对象而不必为名利世俗所烦扰，为一线教师提供真正的帮助。

　　唯有这般，我们才不必羡慕别人家的教育，尽早举起中式教育鲜明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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