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1977年我的高考

　　原创 李镇西1 镇西茶馆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高考日。

　　我重发这篇我几乎每年高考日都要发的文章。读过的朋友可以略过。

　　这是2000年7月7-9日高考期间，我根据下乡当知青时的日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曾收入2001年出版的拙著《风中芦苇在思索》。17年来本文多次在网上发表。今天再次推出，我只是将文中的时间改动了一下，比如将“二十多年前”改成“四十年前”，其余的文字都没动。

　　我是恢复高考的受益者，无论现在我们对高考有多大的意见，或者说，无论现行高考制度有多少弊端，高考本身是不能否定的，毕竟它相对公平。我认为，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高考制度不能取消，只能改进或改革。有年轻人天真地认为“文革”期间取消了高考甚至没有考试的教育多么多么好，我以过来人的资格宽容地说，这至少是一种无知。

　　有高考必然有应试(“应对考试”)，这无可厚非。我多次说过，今天再次重申——应试成绩是素质教育成果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高质量的高考(中考)成绩，所谓“素质教育”就是一句空话;但“应试”不等于“应试教育”——至今还有人将二者混为一谈。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重要甚至wei/yi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成果必然包含但远不仅仅是应试成绩，而后者的成果则只有也仅仅是应试成绩。弄清楚了二者的本质内涵，便自然明白：肯定“应试”不等于赞美“应试教育”，抨击“应试教育”不等于否定“应试”。

　　我想我已经把“应试”“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等概念的内涵说得很清楚且很通俗了。

　　好，请听我讲我当年的高考故事。

　　一

　　1977年10月21日那个秋天的早晨，我像往常一样久久地躺在床上不愿起来，因为我的耳边放着一个收音机，我正在收听中央台的新闻。我当时万万没有想到，那天早晨我听到的一个消息，改变了我后来的命运——

　　国家决定恢复高考招生制度!

　　但是，说实话，那天早晨的这条新闻并未让我激动。因为在我看来，考大学离我实在太遥远了——非但遥远，甚至还使我很反感。记得高中毕业前，班上我的一位好朋友李幼和对我说：“李镇西，如果在‘文革’前，像你这样的成绩，考大学肯定没问题!”当时，我很严肃地对他说：“你怎么这样说呢?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刚刚批判了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啊!你怎么竟然还说出这样的话呢?”我不否认他的善意，但我感到他至少是无意中侮辱了我。当时，我就是那么单纯，一门心思想着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广阔天地里去战天斗地。考大学在我当时的心目中，不但是件遥远的事，而且是一件可耻的事。

　　可是，正在听新闻的时候，一墙之隔的女知青却把薄薄的墙壁捶得砰砰响：“李镇西!快起来，快起来，考大学了!考大学了!”她们当然是在开玩笑，嘻嘻哈哈，谁也没有把这真当成一回事。起床以后，知青们碰见我，也开玩笑道：“李镇西，考大学啊!”我也回敬道：“你才考大学呢!”

　　之所以他们都把这条新闻和我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当时在大家的心目中，我是农场惟一一个不但爱读书而且又会写点大批判文章的人。

　　从那天起，几乎每天我都会听到我所在的公社谁谁回家复习去了的消息。但我所在的农场却没有人动作，只是从农场领导到一般知青朋友都一致认为我应该去考，他们都纷纷劝我“试试”。农场书记对我说：“如果你都不去考，那农场就没有人可以去考!”我的朋友程义超也说：“如果我有你的条件，我肯定毫不犹豫就去考了。”

　　但我仍很犹豫。一来我对自己缺乏信心，不知道考大学的深浅，担心自己如果考不上会被别人笑话;二来我不相信这次高考改革真的会杜绝“走后门”之类的事，我初中毕业升高中时，就是因为工宣队走后门硬把我挤下来了。不过，这时，我已经不反感考大学了，只是在心里犹豫着，拿不定主意。

　　渐渐地农场也有人回去复习了。每走一个，都增加我一份压力同时也增加一份诱惑力。特别是看着那些实力明显不如我的知青居然也有考大学的勇气，我的自信心似乎也增添了一些。管他的，还是去试试吧!我这样告诫自己。

　　二

　　离高考日期——12月9日还有一个月的样子，我终于决定还是回家与母亲商量一下。

　　记得我是11月7日那天回到家里的。我对母亲说起考大学的事，母亲说：“你还是去试试吧!我已经给你抄了一些复习题，你看看吧!”说着她拿出几张纸来，上面写满了许多代数题。我仔细看了看，这些题其实对高考并没有多大作用，但我还是很认真地把这几张纸放进了我的书包里，因为我明白，上面写满的是母亲的一个梦想。她当时还对我说了这样几句话：“尽量考吧，考不起也不要紧。试一试嘛!不过，如果你真能考上大学，我睡着了都要笑醒!”

　　我开始筹划复习。首先我要确定自己是考文科还是理科，几乎在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我就不假思索地决定报考文科，而且一定要考文学专业。当年的文科考试科目是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那时不像现在，各种《高考指南》《高考模拟题》之类的复习资料令人目不暇接。那时对我们来说，除了仅存的课本，再没有其他任何复习资料。报考文科，语文当然是重点，但我实在没法复习，语文内容浩如烟海，从哪儿下手我都不知道，只好不复习。政治也是这样，没法复习，干脆就不复习。剩下的便只有数学、历史和地理三科了。我自己这样安排时间：每天早晨起来背历史、地理;白天复习数学。

　　冬天的早晨十分寒冷，可无论多冷，我都准时在6点起床，然后将吃饭用的小木桌支好，将历史书或地理书翻开，开始背!屋子外面是一片漆黑，夹杂着浓雾的寒气从窗户的缝隙中袭进来。稍微坐一会儿就会感到两脚僵冷，翻书的手也是麻木的。于是，我不得不站起来，一边捧着书念念有词地读着、背着，一边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我读中学时所学的历史和地理内容都不算多，教材也是薄薄的。我先将书通读一遍，然后，将我认为需要背的内容用笔勾画出来。这样，每天天亮的时候，我都能背一些东西。很有成就感。

　　数学要复习的内容可就太多了。整个中学五年所学的数学要想在这一个月内复习完是不可能的。我采取的战术是：还是先通读一遍教材，将基本的概念、定理、公式记一记，然后，从初中第一册开始做教材上的练习题。我知道我不可能将题做完，但我想做多少算多少，做一道题就有一道题的收获。总比不做好。

　　现在想起来，那时我真如同一只无头苍蝇，只知道乱撞，没有人指点，没有人答疑，也没有任何复习资料，完全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当然我偶尔也与同在复习的朋友交流交流，比如，遇到难题，我就去找我的好朋友姚思俊一起探讨。有一次，我还跟他一起到三中去请教过段华文老师呢。正是在那次请教中，我了解到县革委、军分区的一些领导干部常常派小车来接段老师去为他们的孩子辅导功课。当时，我在羡慕那些干部子女的同时也更加自卑了。

　　在复习期间我因填报志愿回过一次公社。现在想起来，我惟一的一次填报高考志愿真是草率得可以。在公社的大门的土墙上，贴了好几张废报纸，上面用歪歪斜斜的毛笔字写了省内一些大专院校的名字;好像是公社一位专门管知青的同志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表，叫我们填志愿。他特别嘱咐我们：“要慎重啊，这是关系到你们一辈子的事!”但面对墙上不多的几所大学，我们再怎么“慎重”都是有限的。按规定可以填三个志愿，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四川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第三志愿是“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在当时列出来的学校中，四川大学是zui.好的，我当然将其列在第一志愿，虽然当时我就感到没有把握考上。其余两个之所以我全填师范学院，是因为当时我天真地认为，我父母都曾经是教师，那么在录取时我可能会因此而得到一些照顾——后来才知道，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照顾”。就这样，我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就把现在看来也算是人生一件“终身大事”的事儿给决定了。然后，我又回去继续复习了。

　　一个月的复习很快就过去了。在这一个月时间里，我好像复习了很多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来得及复习。心里空荡荡的，没底。不过，说实话，我当时并不紧张，因为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思想包袱，更没有什么压力。考得上是意外之喜，考不上是意料之中。反正去试一试吧!我之所以没有压力，是因为当时已经传闻上面有顶替政策了，即教师可以提前退休，让其子女顶替自己的工作。我想，如果没考上，我就顶替我母亲当小学老师吧!这样一想，心里当然就不紧张了。

　　离家赴考的前一天，我很轻松地在乐山城逛了逛。路过邮电局门口，我照例看了看当天的报纸——多年来我已养成读报的习惯，即使在复习期间，也坚持每天到这里来读十来分钟报，权当休息。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四川日报》上有一篇长篇通讯《一个矿工的变化——记青年工人吴秋生》，内容是说某煤矿一个叫吴秋生的青年工人，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如何如何深受毒害，不思进取，几乎堕落;粉碎“四人帮”后，在党的教育下，又如何如何“焕发了革命青春”，“扬起了理想的风帆”，进而为四化忘我工作，立志“把被‘四人帮’耽误的青春夺回来”，等等。当时，我真的很感动，我想我也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青春夺回来。

　　考试地点在我们公社所在区的西坝区西坝中学，离我们公社有三十多里路。记得出发的头天夜里，我寝室的黄俊强(他也要去参加考试)告诉我，他的一个亲戚给我们找了一辆车送我们去西坝，明天早晨在公社门口上车。我非常兴奋，因为这样便可免除我徒步赶考的疲劳了。第二天我们很早就起来了，赶到公社门口一看，原来是一辆手扶式拖拉机!我疑心这不是我们的“专车”，可黄俊强的亲戚一见我们就非常着急地说：“哎呀，怎么才来?快，上车，上车!”可这“车”怎么上啊?因为这手扶式拖拉机后面的拖斗里，已经挤满了人!经过一番挣扎，我和黄俊强总算也挤了上去。坐是不可能的，能站就不错了。总比步行好吧!我这样一想，就觉得自己还是占了便宜。

　　上了“车”我们才知道，满“车”人全是去参加考试的。这样一来，大家相互都有了一种“自己人”的感觉。谁挤着谁不但不算什么，反而还觉得亲热。拖拉机载着一群做着大学梦的知青在破破烂烂的机耕道上“突、突、突、突”地行驶着。每遇坑洼，拖拉机就蹦一下，我们呢也就跟着跳一下，大家觉得很有趣，嘻嘻哈哈的;如果遇到转弯，由于惯性的作用，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向一边倾斜，于是，大家互相拥抱着以免被甩下去，同时欢快地而又异口同声地叫着：“喔——喔——”好像我们不是去赶考，而是坐在赛车上兜风。就这样，经过小半天的颠簸，我们到达了西坝。

　　三

　　考试的第一科是语文。说不紧张，其实真到了临近考试的时候，我的心还是比平时跳得要快一些。毕竟这是从未有过的考试啊!记得那天上午，我早早赶到西坝中学，先到考室里找到我的座位坐了坐，找了找感觉，然后又走出教室，走出校园，来到河边随意散步，想放松放松。但实际上，心里还是惦记着考试。语文我基本上是没复习的，真不知道考些什么。我忍不住还是翻开了手里拿着的一本借来的新语文教材，无意中翻到《劝学》一课，这是我读中学时没有的课文。课文第一句是：“学，不可以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想：“学，不可以已。”啥意思?忍不住一看注释，我惊讶极了：这个“已”字，原来是“停止”的意思的呀!我还想接着往下看，可考试的预备铃已经响起来了，只好收起书匆匆向考室跑去……

　　拿到语文试卷，我迅速扫描了一遍题，顿时心中大喜，我几乎忍不住想高呼：“天助我也!”因为仅有的文言文考题正是解释“学不可以已”的“已”字，并翻译这句话——世界上竟有这么巧合的事吗?再看后面的作文题，是写一篇读后感，所提供的材料正是我不久前看过的那篇通讯《一个矿工的变化》!心情好了，信心自然大增。本来其余的题也相当简单，什么判定“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所使用的修辞方法呀，什么默写《蝶恋花·答李淑一》呀，等等。这些题对我来说，简直不费吹灰之力!于是，不多一会儿，前面30分的基础知识题便被我风卷残云一般解决了。而且当时我就判定，这30分我绝对能得满分!

　　70分的作文我也写得相当顺手，因为我用不着再仔细研读材料，而只须考虑怎么把我的已有的感想表达出来。我越写越兴奋，作文的结尾，我这样“抒情”地写道：“此刻，我抬头看黑板上方，敬爱的华主席正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仿佛在问我：年轻人，你用什么来接受党的挑选呢?顿时，我心潮起伏，热血沸腾，豪情万丈!我迎着他的目光在心里说道：感谢您粉碎了’四人帮’，给了我考大学的机会。您放心吧，我一定向吴秋生同志学习，把自己火热的青春乃至整个生命，献给我们的四化事业，让社会主义祖国早日富强;献给人类解放事业，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空洞、十分“社论”的语言，当时的确发自我的肺腑，以至四十年过去了，我居然还能八九不离十地背诵出来。

　　接下来的政治、数学、历史、地理几科的考试，却没有语文那么顺利了。政治还好一些，毕竟我一直比较关心时事，关心国家大事，所以对“先验论”一类的名词解释，对“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一类的问答题，多半还有点儿谱。历史和地理是合卷考试，考的时候，好多题我都没答上，但考试结束后，监考老师却对我说：“不错，你是我们这个考室答得zui.好的!”最糟糕的是考数学，这本来是我花费复习时间最多的一科，可能由于紧张，第一道一元一次方程的题我解了很久，结果还是错了。惟一比较欣慰的，是后来大家都反映最难的一道几何题，我却做对了。

　　总之，除了语文，其他科我感觉都考得不好。但是，我并没有怎么难过，因为毕竟我没有对这次高考抱什么希望。考试结束后，没有拖拉机送我们了，我和同寝室的黄俊强一起步行30里返回杨家公社。一路上，我和他谈起了我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的曲折的求学经历，他当时笑着对我说：“但愿这次你能考上!”我说：“这次恐怕不行，我把希望寄托于明年的高考。这次太仓促，不过经过这次参加高考，我总算知道了高考是怎么回事。我回去就开始复习，明年一定要争取考上!”

　　四

　　回到农场后，又恢复了一个月以前的生活规律：出工、收工。只是我每天的生活多了一项内容，挤出时间复习功课。我听说第二年高考将增加外语，于是，每天早晨我开始读外语了。紧张的劳动和复习，使我渐渐忘记了刚刚过去不久的高考经历。至于高考结果，我根本就没有去想了。我确实把目光对准了第二年的高考。

　　谁知1978年元旦过后没几天——准确地说，是1978年1月5日，我突然接到公社的通知，叫我马上回城参加体检。开始我还以为凡是参加了高考的人都得体检，后来才知道，这次参加体检的人只是参加高考的人中很少的一部分。我不禁有些高兴了：这说明我考试的成绩算是比较好的，甚至是有希望考上大学的!

　　我兴致勃勃地赶回乐山城，母亲听说我被通知参加体检，也十分高兴，好像我真的考上了大学一样。但到了体检的地方——乐山人民公园，我刚刚树立起来的自信心便被自卑所取代，因为我看见参加体检的人大多是比我大十来岁的“文革”前的“老三届”学生，我知道他们的文化素质和能力素质都远在我之上，如果要说高考竞争，我无论如何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体检完后，我的确不敢有考上大学的憧憬。但这次体检却为我参加第二年的高考注入了自信：我能够参加体检，至少说明我还是有一定实力的，只要再经过半年的扎实复习，我一定会在第二次高考中获胜!

　　又过了半个多月便是春节，节日期间，我不时听到有人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消息。刚开始，我还能心如止水;但不断听到这样的消息，我潜意识里沉睡的欲望之火又死灰复燃了，我开始这样幻想：万一我也会收到通知书呢?这种想法一旦产生，便越来越强烈，到后来，每当听到谁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消息，我都忍不住会由羡慕而产生挥之不去的自卑感，甚至烦躁不安。

　　记得有一天，我去新华书店看书，柜台上，一位刚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青年正把通知书拿出来给书店的营业员看。本来，我离那青年的距离还比较远，但听说他们在谈论大学录取的事，便忍不住慢慢向他们移动，到了那位青年的旁边，我眼睛盯着玻璃柜里的书，装作在看书的样子，但耳朵却在听他们谈话：“祝贺你呀!真不容易!”“谢谢!我都没想到能考上!”“什么时候报到?”“还有一个星期。”……我实在不能控制我的眼睛，忍不住抬起头斜视他手中的那张通知书，“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几个鲜红的大字赫然映入我的眼帘!离开书店很久，我心里都还充满酸溜溜的醋意。

　　当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我也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是长春电影学院的，而且是导演专业!我觉得很奇怪：我没有填电影学院的志愿呀!仔细一想：我不是填了“服从分配”吗?于是，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结果，腿一蹬，我醒了。在无边的夜色中，我感到了深深的失落……

　　春节结束后，我又回乡下。我已经打定主意：卧薪尝胆，拼命也要在半年后考上大学!所以，在那些日子里，我明显增加了每天复习的时间。

　　五

　　3月3日早晨，我和程义超一起回农场，先坐渡船过江，下了船便开始30分钟的沿岸步行。一路上，我和程义超又谈到了考大学。我天真地对他说：“也可能我本来是处于可录取可不录取的临界线上，但主管录取的人也许把我的名字勾了，说还是让这个李镇西明年再来吧!”这时，同在我们公社的另外一名女知青从后面跟了上来，参与了我们的谈话。她属于“老三届”，下乡已经八年。说起高考，她激愤而又滔滔不绝，她说她不相信有什么公正录取，她说：“一切都是假的”。她又说到她下乡八年的艰辛，并大肆发泄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不满。她的“反动言论”，使我和程义超目瞪口呆。我觉得她说得好像有点儿道理，但不敢附和半句。

　　说着话，就来到了杨家场街上。杨家场只有一条一百米左右长的街，我和程义超路过茶馆时，突然听到里面有人叫我的名字：“李镇西!”我仔细一看，是同生产队的一个知青，他接着说：“李镇西，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我觉得他是在耍弄我，便没有答理他。但这时，我身后的邮电所里传出了女营业员的声音：“李镇西，你的挂号信!是大学通知书!”当时，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程义超拉着我的手，进了邮电所。当拿着那封挂号信并看到信封上的“四川师范学院”一行字时，我知道这的确是真的：我考上大学了!

　　但我十分克制自己的激动。从场上到农场有一段河滩路，程义超陪着我向农场走去，他不停地祝贺我。我抑制住自己，久久没有开启那将改变我命运的信封。快到农场时，我才小心翼翼地慢慢启开信封——注意是“启开”而不是“撕开”，我确实是把信封的封口一点一点启开的，这样，信封打开后，封口处仍是完好如初。原来我收到信，都是迫不及待地撕开的，而对这封装有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信，虽然我比任何时候都急于打开它，但我实在不忍心把这封珍贵的信撕坏了。所以，我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表现出了罕见的耐心。从开启这封信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保持了“启开”而不是“撕开”信封的习惯。

　　一到农场，我考上大学的事便引起了轰动。黄俊强向我祝贺，王玉彬向我祝贺，农场的其他知青和领导都向我表示祝贺。记得农场书记十分得意地向大家说：“我早就说过，李镇西肯定能考上大学。你们看，怎么样?”

　　虽然我刚刚才从家里返回农场，但在大家的祝贺声中我只呆了很短的一点时间，便又往乐山赶了。在回家的路上，走在长长的岸边，我感慨万千：一个多小时以前，我还和程义超在这条路上一起谈论高考录取，听那位女知青“大放厥词”;而现在，同样在这条路上，我已经怀揣大学录取通知书朝着和刚才相反的方向，回家了!

　　当我出现在母亲面前时，她很惊讶：“你咋又回来了!”“妈妈，我考上大学了!”我把通知书在她眼前一亮，母亲的眼睛里立即涌出了泪花。(母亲去世已经八年，今天重新校对时读到这里，鼻子发酸。)

　　在当天的日记中，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诫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刻苦学习，把自己的一切才能献给祖国。这样才无愧于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这一光荣称号!

　　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

　　六

　　几天后，我回公社办有关手续。我才得知，这次全公社共有一百三十多人参加高考，只有两个人考上大学——还有一个叫马维驰，我初中的同学，他考上的是成都农机学院——后来的四川工业学院，现在的西华大学。(后来我回高中去见我的张老师，得知我毕业那一届高中，全年级也只有两个人考上大学，除了我，另一位是张一成，我的朋友，他考上的是重庆建工学院——后来的重庆建工大学，现在已并入重庆大学。)

　　怀着喜悦的心情，我回生产队结算工分，结果，我共做了1099个工分，折算成人民币仅41.32元，最后东扣西扣，只领到十几元钱。然后，是迁户口和转粮食关系等事情。办这一切手续，需要到生产队、到大队、到公社、到区里，所到之处，人们听说我考上了大学，都非常热情，立即放下手中的事帮我开证明、盖章。终于将所有手续办完了，我又回农场，将事先买好的两斤水果糖散发给各位知青朋友，在朋友们的祝福声中，我背上装有我行李的背兜离开了农场。

　　(离开知青农场前，和知青朋友们的合影。大家能找出当年19岁的我吗?)

　　到了杜家场，我错过了最后一班轮船。这意味着我今天将不能回家，又得折回农场等明天再来。但我的一颗心早已飞回城里，怎么也不想再回农场了。于是，我朝汽车渡船走去。按规定，汽车渡船不能载客，只运载汽车。但只要我上了某一辆汽车，还是能蒙混过关的。

　　正巧，有两辆货车正在等船。我便走了过去，仰头对最前面那辆车上的师傅说道：“师傅，搭个车好吗?”那师傅看了我一眼，爱理不理的样子。见他这样傲慢，我不想对他低三下四，于是向第二辆车走去。

　　第二辆车的师傅见我正要开口，便说：“想搭车吗?行!”

　　“谢谢!”我高兴地攀上了车厢。

　　“下来!”还未站稳，我突然听师傅大声地对我说。

　　我心里一惊，不由得问：“怎么了?”

　　“下来坐驾驶室，上面太冷!”师傅热情地对我说。

　　我非常感激他，很快下到了驾驶室，坐在了舒适的沙发上。师傅一定看到了我刚才在前面那辆车那儿遭到的拒绝，骂道：“当了个司机有啥子了不起?不管做啥子都是为人民服务嘛!”

　　我刚坐稳，汽车便缓缓启动，朝渡船上开去。

　　我真是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我从背兜里抓了一把糖塞给他：“一点小意思!真的很感谢你啊!”

　　他看出我是回家的知青，又看了我的装有行李的背兜，便问：“看样子你是回城的知青?当上工人了?”

　　“不，我考上大学了!”我非常自豪地对他说。

　　“哟!不简单，不简单!哪个大学?”

　　“四川师范学院。”

　　“哦，在成都嘛。”随即他又有些惆怅地说，“我的家也在成都，但这辈子我可能调不回去了!”

　　我听出了他话中可能埋藏着一段曲折的人生故事，但不好细问，只是默默地听着他叹息……

　　下车时，我向他挥手告别：“你以后回成都探望父母时，欢迎你到我们学校来玩!”

　　回到城里，已是满天星斗。满城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原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刚刚播出了五届人大闭幕的喜讯，人们正在庆贺呢!而在我听来，这声声爆竹，全是为我放的!

　　那是1978年的春天，我已经明确意识到，从此我的人生将翻开新的一页;但当时我却没有想到，我的人生之所以能翻开新的一页，是因为在那一年，我们国家的历史正在翻开崭新的一页。无论对我，还是对整个国家来说——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刚进大学时办的学生证，我保存至今。学生证上记载着我的籍贯“仁寿”，年龄“19”，系别“中文”，年级“77”，班次“3”。学生证已经散架，但那双青春的眼睛，依然在历史深处注视着今天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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