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自主招生聚焦:下个十年,自主招生走向何方
始于2003年的“5%自主招生政策”,国内高校自主招生改革已整整10年。这10年里,高校自主招生改革,一直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每年都会有新政策、新做法出来。应该说,旨在“培养创新人才,打破高考‘一考定终身’”的自主招生制度,从一开始就被赋予很高的期望值,人们普遍希望,通过它,可以让有特殊才能的学生走进高校的课堂。
然而,这场旨在给予招生环节更多自主权的改革,在10年间却争议不断,而争议的关键词,多集中在社会认可度、社会期待度、联考时间撞车、是否“二次高考”、是否良性竞争、招生效率、招生公平、双向选择等问题上。
当自主招生走到第十个年头时,围绕它的质疑声越来越多,似乎它已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为什么出发。那么,自主招生究竟有没有实现它最初的初衷?下一个十年,自主招生将走向何方?又该怎么走?
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教授、清华大学招生办主任于涵教授。
■ 同题问答
1 社会认可:质疑 PK 肯定
新京报:据你观察,对自主招生,社会上是质疑多还是肯定多?
于涵:既然是探索,就会有各种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每个人、每个群体从自身需求和自身认识出发,会对其中可能出现的不完善有质疑。眼前看,质疑声不少,但也并非全盘否定。
朱永新:毁誉参半。
2 社会期待:偏才 PK 全才
新京报:社会似乎有一种期待,自主招生使高校能挑选到像钱锺书这类有天赋但又明显偏科的人才,但现在的自主招生明显不是以这方面为主。是这种期待有问题吗?
于涵:时代不同,背景不一样,不能拿钱锺书的例子与当下简单、孤立地比较。高招时面对的高三学生,是12年的基础教育塑造出来的。现在的基础教育与钱锺书所处时代相比,完全不一样,钱锺书若出生在今天,很可能成为一个考全科也能考进清华的学生,他毕竟是天才,他的瘸科肯定会在基础教育阶段得到弥补。
社会上希望通过自主招生选偏才怪才的期望,是以自主招生的一部分目标替代了主体目标。自主招生是大学选才的重要手段,也是对基础教育的重要导向:不能为了招选极少数的偏怪之才,掩盖了大多数的全能之才;也不能为了鼓励少数人的专长特长,否定了适用于广大学生群体的全面发展和学有所长。过分地强调招选偏怪之才,整体政策导向就歪了,这绝不是好事情。
朱永新:自主招生作为高考的补充,要补充高考的不足,能发现被正常高考招生制度淘汰的,但却又是有才华的偏科人才。但这方面的功能现在发挥不够,这也导致了自主招生跟高考本身的交叉重合比较多。
这也反映了我们的教育观问题,过去提倡的是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实行的是平均发展的教育,甚至经常片面理解了全面发展的意义,“打着全面发展的幌子,实行全面不发展的勾当”。实际上,正是有高山才会有低谷,高考实行总分录取的方式,就导致了有些在特殊领域特别有才华的学生失去了进入大学的机会,自主招生应该给这样的人机会。
3 招生效率:导向 PK 调整
新京报:招生涉及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但招生毕竟是零和游戏,怎么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于涵:看问题得看整个体系,如果这个制度设计对整个体系的提升有帮助,就是不错的制度设计。自主招生毕竟是存量调整,从入学机会的存量中拿出一定的优质资源,用于鼓励和支持“一部分人”。从长线看,从受基础教育十几年这个阶段来看,这“一部分人”并非是个特定的群体,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学生通过努力在理论上都能争取成为这“一部分人”。这就是自主招生有可能发挥出的积极导向。
当然,若把视线集中在高三,甚至高三一学期以后来看,那这一部分可能享受到自主招生特殊支持的人群就是一个特殊人群了,这也一定是各个高中最优秀的学生群体,而从整个社会资源匹配的角度看,这种支持就既是合理的也是高效的了。
朱永新:当下中国,从恢复高考以来,教育在整体上走的是效率优先的道路。大部分教育政策着眼于效率,对公平考虑得不是很够。农村、边远地区和落后地区的考生很难享受到与城市学生同样质量的教育,现在教育政策的调整应从注重效率转向注重公平。
4 联考撞车:有理 PK 无序
新京报:今年,“北约”和“华约”的保送生、自主招生考试都安排在了同一天。这是合理的生源竞争方式吗?
于涵:这种做法是现有体制下两方为了规避更恶性的竞争的无奈之举:让考生可以在比较宽松的条件下,优先做出理智的选择。特别是对26个出分填报志愿的省份,现在的“撞车”有利于省去将来做出选择时的烦恼。真等出分后再做出选择,那才真的可能会出现恶性竞争。
设想一下,如果考试不放在同一天,实际上只有极少数的考生可能有多项选择,他可以考完东家考西家,考完“华约”考“北约”。其实,这极少数考生本身就是社会资源的强势占有者了,我们不希望再通过制度设计给他们更多的资源配套,否则就会形成更大范围的“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既然撞了车,减少了“踏两条船”的机会,那这省出来的机会给了谁了呢?当然是给了那些更需要机会的人。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目前各个联考的制度设计中,实际上都为考生获得更多的机会创造了条件。
朱永新:这几个大的阵营的无序竞争,方向毫无疑问是错的。自主招生不能只是学校的自主,学生的自主同样重要。报考不能非此即彼,不能让一个学生要么报考“华约”,要么报考“北约”,所有的学校应给所有的学生共同的机会,让学生自己选择,这是最重要的。考试时间应错开,这样才能给优秀的学生更多机会。
5 竞争与合作:避免恶性 PK 合作为重
新京报:在自主招生时,高校之间是以竞争为主,还是以合作为主?
于涵:现在正在往好的方向转变,正在往“从掐尖到选材”、“从竞争到合作”的方向走。
生源竞争总是存在的,即使在高等教育已高度发达的美国,高校间生源竞争也非常激烈,尽管那里已有更多的选择——有更多的好大学可以选,进入大学之后还有再次选择其他大学和专业的机会。
我看到了好的发展方向,清华和北大正在往合作的方向迈进。我们都知道竞争回避不了,但我们想回避的是恶性竞争。
朱永新:应该竞争与合作并重。没有竞争,学校就没有发展的动力,北大、清华要有竞争,北大、清华与其他高校也要有竞争,现在形成所谓“华约”、“北约”这是各自若干所高校间的竞争。当然,我更希望看到“北约”与“华约”自身的合作,比如时间错开就是合作的体现,不错开就是只注重竞争了。(梦里江河注:在这点上,我完全不同意朱教授的看法。如将自主招生的考试时间错开,让一些学生可以拿到多所同档次大学的自主招生资格,如北大与清华、复旦与交大,这些大学为争夺这些优秀学生,将进行恶性竞争)
6 “二次高考”:公信力 PK 参与度
新京报:现在,很多人认为,你们搞自主招生的联考就是“小高考”或者“二次高考”。你怎么看?
于涵:自主招生被称为“小高考”,这是正面评价还是质疑?不同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如果大家觉得联考能跟高考媲美的话,这个评价更多在于这种公信力,在于给大家提供了机会。反之,质疑者的理解就是,这加重了考生的负担。
如果能把负担换做更多的机会,换做是对现有应试教育和“唯分数论”的一元招考模式的有益补充,换做是对基础教育有益的导向,这个负担我们可以承受。既然要做改革,做探索,有时承受负担是必要的。如果这点负担都不愿承受,那就全交给高考好了。
朱永新:对自主招生质疑的声音,第一个就是说现在的自主招生成了“小高考”,仍继续通过类似高考的方式测试学生,只不过题目更难、更深、更刁钻,对创造性人才和特殊人才的发现能力、评价方法,缺乏有效的手段。这是有道理的。
国外大学的录取,一般是参考社会考试机构认证的分数,录取完全按照学校的价值观,是完全的自主招生。他们的考试也相当专业化,招生部门的人员都经过专业训练,评价方法比较专业。他们也比较讲诚信,注重推荐,尤其是校友推荐,发现人才的眼睛很多。
我们现在的自主招生就是由学科教师评价,学科教师也囿于学科视野,无非是在题目的难度、深度有些差异,方法上没有太大差别。这就造成我们还缺乏创造性的高效率的人才识别方法。
相对而言,高考公开透明,始终处于全社会的关注下,而自主招生还是学校的行为,社会的参与度还不够。人们对高考的基本信任是长期形成的。而自主招生过程中,中学推荐谁、不推荐谁,这是一个问题;到高校面试时,会不会对一些学生有特别关照,这也是一个问题。自主招生考试是小规模、小范围操作,公众存疑很正常。
7 招生公平:打补丁 PK 配额制
新京报:自主招生的人多了,对其他没有参加自主招生的考生则可能产生相对剥夺,怎么办?
于涵:确实会有人感受被剥夺了,比如弱势群体或者说寒门子弟。这是现有自主招生制度的缺陷。所以,要在现有的制度上打补丁,比如清华要做“自强计划”,专门给国家级贫困县的中学一定的推荐指标。
在一部分人享有了更多支持时,确实有人的机会变得更少了,比如弱势群体或者说寒门子弟。这是现有自主招生制度没能更科学、更合理地从社会的角度设计的问题。所以,清华要做“自强计划”,给国家级贫困县的中学、给寒门子弟专门安排自主招生名额,就是一个有效的“补丁”。
朱永新:这倒没什么剥夺,因为参加自主招生的考生还要参加高考,只不过获得了一定的分数优惠,不会对其他学生产生剥夺或利益侵占的问题。本来这批学生在学校里也是相对优秀的,尤其是中学在推荐这些学生时更多从成绩的角度,而不是其他角度来考虑的。
现在的高考制度,对城市地区的考生,对高校比较集中的北京、上海等城市,机会就相对多:比起其他地区,他们进同一所大学的分数要低,这显然不公平。农村地区、边远地区和薄弱学校的基础教育质量和水平本来就低,高考时要再用跟城市孩子一样的标准来要求他们,这是第二次不公平。
国际上有配额制的做法,保证弱势人群进入大学包括高水平大学的机会。现在,一些高校在自主招生过程中对农村地区或贫困地区制定了一些政策,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好事,但相对高考时农村地区的生源比例,这些倾斜力度还不够。
自主招生的大门主要还是对名校敞开,而农村、边远地区和薄弱学校的学生很少获得推荐资格。这人为地加剧了基础教育阶段的不均衡,是没有道理的。
自主招生应对所有考生一视同仁,推荐资格应对所有学校开放,“超级中学”的学生本来就已经拥有了更多的资源,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更多,再给他们机会倾斜,属于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我们需要雪中送炭的做法,给弱势人群提供更多的机会。
8 双向选择:不可能 PK 没难度
新京报:有专家提出,应实现双向选择,大学可以选学生,学生也可以选大学,而现在只是大学选学生。你怎么看?
于涵:这种观点是很片面的。所谓双向选择,双方一定是公平、平等,都有权益保障的,然而在现有制度下,大学自身的权益并没有得到保障。对高考而言,大学“选”不了学生;即使是自主招生,大学在努力创造更多机会让学生做出选择的同时,学生也可以在高考这一最重要选择的关头对大学说“No”。
这边厢考生的“选择权”得到了充分的保障,而那边厢的内地高校呢?在高考中,只要分数合格的考生,高校就必须按照招生计划录取,无权说“No”;在自主招生中,有可能费了挺大工夫选来的好苗子,还会在高考的前、中、后被先后挖走。高校的“选择权”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了吗?
在责权利不对等的制度设计中,片面地强调一方面的权利,而对另一方的权利保障不力,无法维持这一系统长期健康运行。
朱永新:就考试招生而言,理想的选拔性考试应交给专门考试机构,考试机构有发现人才的科学方法,但选拔什么样的人才由学校决定。从学生的角度讲,一个学生可报考不同的大学,把自己的资料交给不同的大学,不同的大学可以同时录取他,学生甚至可以同时拿到北大和清华的录取通知书。一个大学如果计划录取1000人,实际发放1200份以上的录取通知书,要准备200人放弃。
现在的障碍是招生录取方法,考分达到了报考的第一志愿学校,就投档;达不到之后,低一批次的学校才有录取的机会。这改变起来没难度,国际上都这么做的,他们都能做,为什么我们不能做,而且我们在几十年前也这么做过。
在高考问题上,是怕一放就乱,一抓就死。可以慢慢地往前走,渐进地发展。高考制度需要顶层设计,其中涉及一系列问题,不只是自主招生。
■ 你说我说
9 高考后自主招生不可行
高考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都必须是决定性的考试。
新京报:有人提出,把自主招生考试放在高考之后,这种方式可行吗?
于涵:这在中国的现阶段不可取。这主要取决于对高考地位如何认识:高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相当一段时间都必须是决定性的考试。
在当前高等教育以国有方式为主、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供不应求以及各种教育资源的分布、分配存在巨大不均衡的情况下,将统一高考作为高招的主要方式是必然的选择。高考目前承载着三方面的功能:第一,批量配置高校入学资源;第二,评价基础教育特别是高中教育;第三,促进有效地社会阶层对流、实现部分社会核心资源的公平配置。
一旦高考承载起了这众多的功能,它就势必要占据坚如磐石的地位,因此任何试图撼动其根本性、决定性地位的招考方式,都将面临合法性甚至是能否生存的挑战。目前依附于高考的考前自主招生尚且如此,将自主招生置于高考之后,实际上就是把高考由决定性考试变成了自主招生的参考性考试,如此将把大学自主招生的信度与效度直接摆到最前台来拷问。
当前之计,大学需要在依附于统一高考而又有一定自主空间的情况下,建立符合自身育人理念、体现自身办学特点的综合评价体系;大学联盟或专业考试机构也应当在政府主管部门的指导之下,逐步建立起能体现出相当的信度和具备更好的效度的考试选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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