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情愫
我的母校情愫
文/ 芦景申
记忆是岁月在脑海里的残留，有的完整，有的破碎，有的清晰，有的模糊，不管是谁，心中都永远割舍不掉怀旧的情愫。
我1965年考入东平四中，成为初中九级三班的一名学生，从此圆了四中梦。当我带着神奇和强烈的求知欲走进校园时，我知道自己开始了一种全新的求学生涯。
让人可惜的是，仅仅安安稳稳的学了一年课，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后来虽然复课闹革命，但有的学生仍在串连，还有的学生干脆回生产队参加劳动。有的学生尽管回到学校也是闲玩。
在那特殊的年代，三年的学习生活平添了许多况味。1968年学校办高中班，我被推荐上了高中，分到一级一班，直到高中毕业。我在四中上了五年学，青年时期基本上是在东平四中度过的。以致于我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一直到退了休，东平四中在我脑海里平添了重重的一笔。
记的学校大门有两个垛子，门很宽，呈八字形，有两扇铁制的栅栏门，涂以绿漆，上端一遛戟头朝天傲立，看上去既坚固，又壮观。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挂在右边垛子上的木质校牌，白底黑字的“东平县第四中学”，庄重沉稳，使学校增加了不少气派。
门里边左侧是传达室，有一位职工负责敲钟和送报纸。走进大门，迎面是一排办公室，其两侧及后边便是一排排整齐的教室。
学校有两个操场，食堂前边是小操场，后来在西北角又建了个大操场，每个操场都有篮球架、单双杠、吊环、跳高架、沙坑等体育器械和设施。
大操场有跑道，每天早上起床铃一响，各班的学生迅速起床走到教室前排队，四人一排，由体育委员带队走到大操场，从北往南以班为单位依次排开，体育老师万庆峰站在队伍前边，先吹上几声哨，然后响亮地喊道:“立正，稍息!以班为单位齐步走。”在万老师一、二、一的声音下，同学们先是齐步走，接着小步跑，约半个小时早操完毕，同学们回到教室上早自习。
每天的早操，是万老师出镜最多的时候。当然，每个班的体育课，也是万老师一个人上。
那时生活物资非常短缺，家庭也都不富裕。学生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拿饭，不管远近都是徒步走，星期天下午背着地瓜、窝头、煎饼等返回学校。有时家里饭不现成，带不足一个星期的饭，家长还得去学校送。
学生常带的饭是地瓜煎饼，因为煎饼放个五六天不会坏。一顿饭吃几个煎饼都有计划，到星期六正好不余也不缺。
拿的菜大都是咸菜。母亲每周都是切好咸菜，再加上油和盐炒一下，给我装一罐头瓶子，节省着能吃一周。平时，父母给个两叁角钱，尽管食堂里的白菜炖豆腐一碗三五分钱我也舍不得买，还得省下钱买纸和本子。
我记得一次父母给了我五角钱，装在钱夹子里掖了三个星期也舍不得花，可有天中午去逛接山集，竟让小偷给偷走了，气得我难受了好几天。
虽然过去生活差，学生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好，但学生们的心理都是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朝气蓬勃，个个天真烂漫，课间休息时打打闹闹，蹦蹦跳跳，无忧无虑，像一群快乐的小鸟。
同学们就餐时，大都是三五个人一伙凑一块吃，把各种各样的咸菜摆在桌子上，你吃我的，我也吃你的，谁带的饭好些就分给大家吃。有的同学带的饭不够了，同学们也均给他吃。
高中时春季的一天，我和一块吃饭的刘衍会、张家生商量，咱能否去南山逮蝎子卖点钱改善生活，他俩非常高兴，一拍即合。找了个瓶子，在一个下午无自习的时候，我们仨去了南山。
说是南山，就是四中南边的一个小山，离学校二三里路。到了山北的斜坡上，掀起一块块石头，发现蝎子就放进瓶子里，半个下午，逮了四十多个蝎子，去接山供销社卖了二角三分钱。别小看这二角多钱，我们仨分四次买了四碗莱，真的改善了生活。
从此以后，只要下午没有课，我们仨就去南山逮蝎子。既增加了点小收入，也成了我们的一大乐趣。
今年春天，分别近50年的刘衍会同学打听到我的电话号码，立即坐公共汽车来到我住的小区，一见面，我们两只手紧紧的握在一起。
席间，衍会同学还满怀激情地说:“景申，当年你提出逮蝎子的办法太好了，咱一周起码能吃三四次菜”。他还说，这件事已给孩子说了好几次，让他们都要永远记住勤俭持家。
回忆初、高中的学校生活，自然就会想起给学生排座位。老师按高、矮个排列，高的在后，矮的在前，这是一种传统的排位方法，为的是不影响视线。
可是，同学们愿意自由选择同桌，排位时都不大愿意和女同学在一个桌，和女同学交流的也很少，这可能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我们高一班有十个女同学，她们倒是很大方，因为有三个是东平四中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还有两叁个文艺骨干，平时很活跃，男、女同学之间很融洽。
我是个不大好说话的人，平时只是与几个要好的同学说说笑笑，基本上没有给女同学说过话，以致于今年三月份，同学牛之营让我进了“东四高一同学群”后，有个女同学在微信里问:“谁是芦景申?芦景申是啥模样?”
我在微信里写道:“那个坐在教室右边第二排，穿的最破，长的最丑的便是芦景申”。
更可笑的是，四月份在母校聚会时，夏庆芬同学明明和我靠着，后来在微信里还问:“四中聚会时，不知和我靠着的是哪位同学?”
因此，我在群里用微信对夏庆芬同学开了“批判会”，并且作了很幽默地发言。因夏庆芬同学是文体委员，我说她是光喜欢看漂亮的男生，不愿意看长的丑的，是典型的官僚主义。惹得夏庆芬同学哈哈大笑。这确实是一段真实的笑话。
那时尽管生活困难，物资短缺，但丝毫没有影响校园早已形成的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教学氛围。
良好的校风，严格的纪律铸造了四中精神。学校忠实执行“要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教育方针，把培养合格学生当成神圣的使命，为此而拼搏而奋斗。
老师们个个恪守“教师身正为范”的格言，履行“春蚕到死丝方尽”的职责，全心全意地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甘当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生命之烛。
东平四中可谓名师荟萃，群星灿烂。教师无论在师风、师德，还是学历、专业方面都堪称一流。
在学习生活中，我们对老师逐渐由尊敬产生崇拜。回想起各位任课老师的讲课，那真是各有特点，各具风格，并且都有各自不同的经典语言和标志性动作。
记得初中时教我们语文的郭全礼老师，每次读课文都是声情并茂，循循善诱。
有一次教一篇古诗时，他首先微笑着抑扬顿挫地给我们朗诵，看着他的神态，学生们都情不自禁地沉浸在诗意里。然后他再给我们介绍诗的作者和历史背景，讲解词意，分析诗句，直到我们完全理解弄懂了诗的意义、主题思想以及作品的文学特点等等。
听郭老师每节语文课，我仿佛穿越了一次时空，达到了入境，入心，自我陶醉的状态。郭老师文学知识的渊博，讲课技巧的娴熟和对学生的诲人不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教我们数学的鹿富生老师，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他当时很年轻，但教课特认真。每次讲新知识，他都必须以简明透彻的语言把某个数学定理、原理或者概念讲清楚，再用例题进行验证和巩固，哪个学生有疑问，他都不厌其烦地讲解，直到同学完全懂了为止。
虽然是数学课，鹿老师有时讲的深入浅出，有时讲的很有趣味，因此我们都很愿意上数学课。
说起鹿老师，有一件事至今让我难以忘怀。有一次我感冒发烧，吃不下饭，鹿老师知道后，自己花饭票让食堂炊事员师傅给我做了碗鸡蛋面条，让有病想家的我感动地直想掉眼泪。
班主任王允尚老师更是不用说了，他和蔼慈善，和我们学生朝夕相处，对我们关爱备至，感情自然就更深一些。
教音乐的李聚田老师，每一次音乐课都抱着崭新手风琴，拉着动听的音乐，神采飞扬地教我们唱歌，有时教些乐理知识，使我们不仅学会了一首首爱国歌曲，还学会了简单的识谱。每堂音乐课，我们都是在受到歌曲教育的同时享受着音乐的快乐。
物理老师刘忠志，在黑板上板书十几个零字都是一笔写成，有时不看也写的很准确，很漂亮，堪称一绝，引得很多同学课下模仿。
还有高中语文老师李德忠，身材魁梧，不但语文教的好，还有音乐特长，特别是他在学校文艺晚会上唱的那首“马儿啊你慢些走”歌曲，至今在我耳边回响。
五年的中学时光，老师们一张张慈祥的面容，一个个生动的形象，一幕幕关爱学生，言传身教的情景，都已定格在我的脑海中，常常在我记忆的屏幕上显影。
在老师们身上体现出来的自甘清贫、无私奉献、兢兢业业、诲人不倦的良好师德和精神品格，让我们由衷的爱戴和尊敬。
我高中时的班主任周启栋老师，教我们政治课，他为给儿子治小儿麻痹症弄的家庭很困难，但仍始终恪守教师本份，坚守工作岗位，倾情教书育人，经常带我们学工、学农，还和学生一同上台演节目。
前段时间听说周老师已经因病去世好多年了，我难过的流下了眼泪。他和我初中时的班主任王允尚老师，都是我至今非常崇拜的老师。
光阴如梭飞，日月催人老。离开四中已经四十九个年头，当年的青少年，现在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翁。
怀旧是人类共同的情感，往事如昨，历历在目，忆起母校，有难以割舍的情愫。
今年初春在母校聚会时，我把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创作的长篇小说《黄山情缘》和为别人撰写的长篇自自传体文学《与病魔同行》送给母校留念，得到全校师生的好评。
今天，母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成为东平县一块响当当的教学品牌。我作为原东平四中的一名学生，为现母校的发展和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
最后，我把今年四月在母校的聚会感怀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
依稀离别五十年，阳春聚会绮梦园。
风尘已过不自恨，岁月艰难心也甜。
斗转星移心未老，子孙绕膝情无限。
举杯痛饮一杯酒，相约再把感情添。
芦景申简介:大学毕业，曾留校当老师并担任班主任，后调入新汶矿业集团工作，先后任干事、副科级、科级、副处(县)级干部。已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岳秀》、《黄山情缘》两部长篇小说，在《山东文学》发表长篇报告文学“杏林明珠”，在《中国综合医学杂志》和《大众日报》等报刊发表多篇论文、通讯和评论等，为别人撰写并出版了《与病魔同行》、《思念》等四部长篇自传体文学。
转自：平湖一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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