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升小、小升初取消择校，真的能减负吗？
博雅小学堂
给孩子受益终生的人文底色
文 | 彭晓芸
资深媒体人
7月8日，来自中央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发布，其中提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从方向上禁止了幼升小、小升初择校。
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份《意见》试图通过取消义务教育择校，一劳永逸地解决基础教育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在这个解决方案里，家庭成为了无辜的受害者，而学校和机构是加害者，似乎把他们的利益链给一锅端了，问题就迎刃而解。
事情可能这样简单吗?
在我动笔写这篇文章的晚上，混血儿乔治宝宝和他的中国妈妈如约而至，他和我儿子早就约好，周四晚上各自年龄段的足球课结束后就到我家玩。
乔治九月份入读小学，比我的孩子小好几个年级，不过，两年前他们就是好朋友了，直到现在，他们仍然在玩那些很幼稚园却很有想象力的即兴戏剧，两个人自编自导自演得不亦乐乎，床上床下蹦跶。
我跟乔治妈妈感慨，也就只有乔治这么小的孩子能陪我们玩如此幼稚的儿童戏剧了，乔治妈妈说，乔治的同龄孩子也玩不了，他们早早就上补习班，也是成熟老练的。
这倒也是，乔治的幼儿园同学，很多刚刚通过了民办小学的入学考试，那可是剥一层皮补课补出来的“上岸”成果;
而乔治呢，由于老外爸爸坚决禁止补课，乔治参加的活动就只有体育和音乐，中文和数学严重“落后”，没法拼民办，按照统筹，他差点进入一间又远又差的“菜小”，第二次通知的时候，才终于确认是另一间还过得去的公办学校。
依依不舍地送走乔治之后，儿子跑来我的电脑跟前，问我：妈妈，上海还有多少乔治宝宝这样的小朋友啊，跟他玩太好玩了 !
我调侃道：还有啊，还有一个啊，就是你呀!
不是玩笑，这的确是我们迁居上海之后大大的困惑，究竟还有多少孩子免受幼升小规训与摧残，保持好玩的童心呢?
01
《意见》最核心内容
用两个字概括：减负
用四个字概括：“延迟选拔”
当我阅过一篇篇高学历上海爸爸一本正经传授“血泪备考、成功上岸”幼升小经历的文章时，总是产生很强烈的错愕感，至于么?至于这样么?
我还只是错愕，而更多身处其中的家长恐怕是惊恐了。可以想象，任何政策层面的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利益攸关群体的密切关注。
近日，来自中央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引发了家长和学校的强烈震荡。
该《意见》围绕德智体美劳的素质教育目标展开，高屋建瓴，价值呈现上堪称无可挑剔，体现了国家意志关于教育本质的体认，与教育的普世价值契合，合乎政治正确。
而细读下来，在实操层面，《意见》最核心的内容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减负，用四个字概括则是“延迟选拔”。可以说，意见回应了当前社会舆论的热点和民众的怨言。
《意见》中的“第17条”更是成为焦点，其中提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
这一石激起千层浪，尤其是在民办教育发达的城市，比如上海。
上海一民办小学门口，一位刚面试完的孩子和家长一起走出门口
02
这份《意见》“很北京很上海”
可以说，这份《意见》“很北京很上海”，多数内容围绕着当前一线城市的“应试过载”和“育儿焦虑”议题，试图通过取缔基础教育的选拔权力来消解家长的升学焦虑，还包括给学校发禁令，禁止校方给家长布置作业，禁止要求家长批改作业。
这显然是在回应大城市的密集型抚养模式以及家长关于高竞争育儿压力的怨声载道。留守儿童连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都是奢侈，谈何家长抱怨作业呢?
再者，那些好不容易能勉强随父母在城市生活的，父母整天困于生计，苦于积分入学的屏障重重和学位紧张，能有个被城市中产嫌弃的“菜小”读书就谢天谢地了，哪来的精力和能力辅导作业呢?
流动儿童受教育问题，一直是中国教育公平领域的痼疾
比较遗憾的是，乡村留守儿童以及大批进城务工人员子弟的义务教育权益和令人忧虑的状况，在这份《意见》中反馈得并不多。我找了很久，也没能找到无户无房随迁儿童在城市入学更容易的相关条例福音。
实际上，相对于城市中产阶层的育儿焦虑，农村留守儿童以及进城打工人员子女在城市享有的义务教育状况，才是让人揪心的。
打个不那么恰当的类比，如果说城市中产的育儿焦虑源自选择太多的甜蜜的苦恼，有点类似于城市里的精英女性被媒体忧心忡忡地贴上剩女的标签予以同情，而乡村儿童、随迁儿童的教育权益之困顿，则与农村没什么话语权的低学历低收入男青年娶不到老婆类似了。
因此，分析讨论《意见》将引发的教育生态变化时，即便我们在论述中以大城市为例，恐怕也不能忽略城乡断裂这样一个背景和大前提。
03
减负减负，
学生重负从何而来?
回到《意见》本身，以“减负”为教育改革的操作目标，是否可能落实?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追问一下，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重负从何而来，家长焦虑的根源又是什么?
这里当然不可能穷尽所有因果链条，但大致可以归纳几个密切相关的因素。
就宏观环境而言，无论是经济环境还是政治环境，今天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急遽变化的阶段，也就是说，阶层还没有固化，人口红利也还没吃完，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占主导地位，因此，教育仍是高投入高回报的。中国父母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也就不奇怪了。
“宇宙中心”海淀黄庄的补习班，最后几排坐着陪读的家长
高度重视高投入不一定会导向如此强烈的焦虑，比如美国的中产阶层对教育的投入也不可谓不多，只不过，人家是基于美国名牌大学的录取偏好来投入，比如重视体育运动，课外实践活动。
美国孩子的负担也不轻，但美国的父母可没有中国父母的这种焦虑，美国的决策部门也不可能基于减负为目标来制定教育政策，更不可能禁止私立学校以面试考试筛选生源。
哪些国家的孩子比中国、美国负担轻呢?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对各国儿童福利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荷兰儿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儿童，紧跟在荷兰后面的分别为挪威、芬兰、瑞典、德国、瑞士和丹麦。
可以看得出来，多是福利水平很高、贫富差距不那么悬殊的欧洲国家。
芬兰儿童在课堂上
在最近很火的《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Love,Money & Parenting)一书中，经济学家们就分析过这个问题，他们发现——
儿童幸福指数高的这些国家，父母更重视独立性和想象力，并且不太执着于对孩子灌输严格的职业规划，他们对成功的态度更为宽松，亲子关系也更为亲密。
Love,Money & Parenting和两位作者
而中国还有一些更特殊的社会特征，比如说独生子女政策，这也加剧了中国父母的育儿焦虑。
他们会更加孤注一掷地把家庭的资源投注在一个孩子身上，更加承受不起失败，也往往更不愿意接受孩子的天资差异，接受不了自己的孩子也许是比较平庸的那一个，而是以拔尖为目标来培养孩子。
不难发现，采取何种态度何种模式养育孩子，受社会宏观环境的制约，而不是由教育本身说了算。
04
取消义务教育择校，
就能全民减负吗?
因此，减不减负，不是教育政策本身的目标和责任——这往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政府的责任在于提供机会平等，保障教育的公共投入，提供多样化的教育产品供公民选择。
至于一代人的课业负担是轻是重，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诸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靠对学校这单一场域的选拔机制叫停就能控制的了。
而《意见》似乎就想通过施压给学校和培训机构，一劳永逸地解决基础教育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
在这个解决方案里，家庭成为了无辜的受害者，而学校和机构是加害者，似乎把他们的利益链给一锅端了，问题就迎刃而解。
事情可能这样简单吗?
如果没有家庭对教育高投入、对过度养育的执着和动力，光靠培训机构贩卖焦虑和忽悠，家长能乖乖掏钱就范吗?
如果没有择校与升学的密切关联，家长会无目的地疲于奔命，就为孩子上一所升学意义上的牛校吗?
包括学区房的火热，也是与优质教育资源捆绑所带来的工具理性选择。
且不说禁止掐尖可能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暗度陈仓，就算真的全面封杀了培训机构升学辅导业务和学校筛选生源通道 ，就真的全民减负了吗?
假设高等教育体系岿然不动，名牌大学全靠数量有限的公立大学扛鼎，虽然经历了大学扩招、升学率攀高的历史变迁，但水涨船高的就业门槛，还有高不可攀的一线城市房价、户籍屏障，无一不在提示，过去上个大学就敲锣打鼓，庆祝鲤鱼跳龙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过去上个清华北大就出人头地，就必然成为社会精英的期待，在今天也只能是幼稚的一厢情愿。
在这种社会情势下，很多从应试教育一路走过来的高考学霸们，对下一代的期待只会更高，而无法降低。
当一个家庭没有百分百确定不参加高考时，他们就无法放弃通过高考谋求国内好大学这一通道的诱惑。
于是，无论如何在义务教育阶段大做减负文章，效果总是极为有限的。禁了培训机构和名校掐尖，那些自诩有能耐的“直升机父母”，只会更加神通广大地通过课外渠道给孩子追加教育投入，以确保下一代至少延续父母立足于大城市的路径：高考—好大学—好工作，学历上门当户对的配偶……
也就是说，在非高福利国家，在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的国家，医治教育的病，更加不可能靠动动教育市场的奶酪就完成。
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我们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有大幅度提升以前，想要回避“公办不足，市场和私立来补”的双轨制，想要复制芬兰等北欧模式，也是不现实的，反而只会因为遏制了市场而加剧资源紧缺，甚至助长公办体系权力寻租的腐败之风。
目前试图推行的多校派位、中考升学名额分配到校等等方案，都在回归严重依赖计划手段来主导教育资源分配的模式，这种模式对行政系统而言是高风险的。
比如，在北京的西城区，多校派位已经引发质疑，很多家长对舍近求远，不按就近原则入学的派位办法表示不理解，担心其中有人为的操纵。
同理，如果民办学校招生采取摇号的措施，究竟由哪一方来操作才能确保公平?
两位疑似北京西城家长在微博上质疑多校派位政策
这轮改革，如若落地，相当于在高考的短兵相接、正面血拼之前，把竞争者先圈起来吃吃大锅饭，让他们蒙着面猜猜哑谜，靠“延迟选拔”来忘却竞争的激烈与残酷，从而达到“减负”的效果 。
然而，“延迟选拔”的闷罐子策略关不住高涨的个体利益驱动，而且，正如经济学家们所分析的，这种强大的精细养育驱动力，恐怕是一种育儿经济学的理性选择。
这是一个进一步分化的过程，一方面，基础教育的政策震荡与不确定性可能促使留学与高考的摇摆派将决策提前到小学阶段，更早确立留学目标，放弃参与国内高考竞争;
另一方面，高考的政策高地、特权阶层仍将在应试夹缝中腾出空间，兼顾素质教育，诸如保留选拔特权的公办超级学校，特别是资源丰富的一线城市牛校牛娃。
05
这一轮改革重创了谁
那么，留给民办学校能有多少空间呢?
当失去义务教育阶段掐尖的生源优势，最受冲击的是应试型民办学校，比如各地从原公办系统脱胎出来的民办初中，他们或洗牌转型或重归公办系统怀抱。
而原来就收费高昂的贵族私立学校，可能更将学费作为一道筛选门槛，更集中为富人阶层提供升级的豪华版教育服务，为对接留学而作准备。
还有少部分具备素质教育办学能力或坚持点教育理想的，或能在中间阶层赢得部分市场，为试图兼顾素质的新兴中产提供个性化特色教育，比如北京的一土学校、广州的北师大南奥学校。
这些学校既不是应试型鸡血民办，又不是奢华贵族学校，他们一开始定位就是素质教育实验学校，北京的一土学校具有鲜明的实验性特质，广州的北师大南奥实验学校不仅从未在幼升小阶段筛选生源，甚至还接收一定比例特殊儿童，进行综合学校的融合教育实践。
这些学校目前还属于小众需求，其铁杆支持者是一群具有创新精神的知识阶层家长，他们属于对教育具备高参与度和实验精神的家长群体，希冀在民办的办学自主空间内，深度参与素质教育探索与实践。
可以推测，“延迟选拔”政策重创的，是花钱买应试教育抢跑权的群体，诸如早早购买学区房，诸如花重金拼民办应试名校。
这一群体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流群体，政策一旦变化，他们只会把购买力转移到体系外，仍然继续购买围绕应试需求的服务，而不太可能转向留学或实验型素质教育阵营。
那么，什么情况下，这种高强度应试模式会遭遇家长们主动的抵制与反抗，进而推进高考的变革呢?
当家长发现唯应试不利于他们的子代建立竞争力而改革高考单一评价方式又不影响公平的时候。
但在仍忧心忡忡于录取公平的当下，因高强度应试而损害想象力、创造力、独立性，对这些家长而言并不是致命的，他们拼命想要拽住的救命稻草，就是那一张名牌大学的门票。
这，正是衡水模式饱受争议却蔓延全国的深层次原因。
近年来，在公共治理层面，决策者对舆情的反馈越来越灵敏，这看起来似乎不是坏事。
然而，基础教育改革是关系国民素养、国民福祉的百年大计，当有深远的谋划与考量，当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匹配，与社会福利改革相配套，尤其当与高考制度、高等教育改革作整全检视，做好长远规划纲要和系统改革战略，而不是以碎片化的民意反馈方案来割裂系统改革或阻滞长远规划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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