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公案:公开的辩论和宣判
撰文 | 商周
责编 | 程莉 来源:知识分子
一切都要从这张照片说起。
缘 起
这张照片来自《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2012年11月,由法国卡昂(Caen)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塞拉里尼(Séralini)教授带领的科研小组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题目是:“草甘膦除草剂和转基因玉米的长期毒性的研究”。
照片中展示的是患有乳腺瘤的雌性大鼠,这一点从皮肤上鼓起的巨大的包上看得出来。那么得了乳腺瘤的是哪些可怜的大鼠呢?作者在图片的下方用字母做了注解,GMO指的是吃了转基因玉米的,GMO + R 是吃了施加有草甘膦除草剂(以下简称除草剂)的转基因玉米的,而R指的是喝了一定浓度除草剂的。
所以,这张照片给大众展示的就是:吃了转基因玉米或除草剂的大鼠得乳腺瘤了。
这也是作者的意思。早在当年的9月18日,文章刚刚在《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网页上提前发表的当天,塞拉里尼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部分媒体公布了这一研究结果。之后的几天,这张图片在大众媒体和网络上得到了大量的流传,向大众传递着一个转基因致癌的信息。比如,法国《新观察家》杂志(Le Nouvel Observateur)就以封面故事的的形式发表了《是的,转基因食品有毒》的文章。
媒体的宣传和大众的关心让本来在转基因问题上就比较谨慎和保守的欧洲政府迅速做出了反应。法国时任总理让-马克·埃罗表示,如果这一结果被证明是真的,那么政府将在全欧洲范围内禁止该转基因玉米。欧盟也立即指令下属的欧洲食品安全局对这项研究进行评估。欧盟之外的俄罗斯则干脆直接暂停来自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玉米。而远在非洲的肯尼亚,则在两个月后出台了禁止一切转基因农作物的规定,缘由也是这篇论文、这张图片。
如今,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六年,在学术界基本上也有了这项研究的结论不成立的定论,但这张照片作为转基因食品有害的证据还在大众中流传,而且这项研究也依然被反对转基因的人士拿出来当证据。所以,依然有必要回顾一下这桩学术公案,也科普一下为什么那篇文章的结论不成立。
事 实
那张流传甚广的照片只是塞拉里尼的研究里的其中一个图的一部分,因为直观和能吸引眼球而被重点突出了出来。一个受过基本生命科学训练的科研人员在看了这张图片之后,第一个会问的问题是:对照呢?是啊,既然这项研究要给大家传递一个吃了转基因玉米容易得乳腺瘤的信息,那么这个“容易”是相对于什么而言得出来的呢?换句话说,那个“不容易”得乳腺瘤的大鼠吃的是什么呢?
科学实验都需要合适的对照,因为对照能告诉你实验结果意味着什么。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给一些小鼠喂苹果,然后这些小鼠得了胃病。我们就可以因此得出吃苹果让小鼠得胃病的结论吗?不能,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小鼠如果没有吃苹果是不是也会得胃病。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判断吃苹果是否会导致小鼠得胃病,需要把小鼠分成两组,一组喂苹果,一组不喂苹果。如果只有喂苹果的那组小鼠(实验组)得病,我们才可以下结论说是吃苹果让小鼠得胃病了。不喂苹果的那组就是对照组。
《食品与化学毒理学》作为正规的学术刊物,当然不会发表一项连对照都没有的研究。所以,我们先要去认真看看那篇论文。
令人疑惑的实验设计
先看看这项实验的设计。
塞拉里尼等人的研究是这样设计的,他们用了200只Sprague Dawley大鼠 (以下简称SD大鼠)来做这个实验。其中100只雄性SD大鼠被随机分成了10组(每组10只)。对照组SD大鼠喂的是掺有33%的非转基因玉米的正常大鼠饲料。剩下的九组为实验组,其中三组喂养转基因玉米(分别掺有11%、22%、33%的转基因玉米),另外三组喂养用过草甘膦除草剂的转基因玉米(分别掺有11%、22%、33%的用过草甘膦除草剂的转基因玉米),最后三组喂养对照组一样的非转基因玉米饲料,但在饮水里加入了三个不同浓度的草甘膦除草剂。和雄鼠一样,另外100只雌性大鼠也采用了同样的分组来进行实验。在这个实验里,为了保证大鼠的饮食量和生活空间的一致性,所有大鼠都是两只一笼地进行饲养。整个实验耗时两年,这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动物实验。
表一:这项研究的实验设计
要看懂这个实验设计,先要简单介绍一下转基因玉米和除草剂。
这项研究里用的转基因玉米是来自美国孟山都公司的NK603品系,是一个带有抗除草剂基因的转基因品系。所以,在栽培这种转基因玉米的时候,使用除草剂不会影响玉米的生长,从而节省劳力和成本,提高种植效率。但是,这一转基因作物的栽培让大家有两个关于食品安全上的疑问。一是食用转基因玉米安全吗?二是除草剂在玉米中的残留会不会危害健康?塞拉里尼的研究就是为了探讨这两个问题的,所以他们的实验里的不同实验组除了有喂养转基因玉米的,也有饮水里有除草剂的,还有喂养用过除草剂的转基因玉米的。
看到这里就知道了,这项研究的确是有对照的,对照组喂了含有33%非转基因玉米的大鼠。只不过这个对照没有在上面的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图里展示出来,原因我们后面再谈。因为我们先要谈谈这个实验设计里的一个缺陷,即使用实验动物的数目。
一般来说,出于保护动物的要求,我们需要尽量使用少的动物数量来开展实验。但是,另一方面,根据实验目的的要求,每个实验会有一个最低的实验数目要求,以保证得出有说服力的数据。比如说,一般90天的毒理试验,每个实验组需要至少10只动物;而关于肿瘤的实验,每组的动物数目则需要至少50只。而在这一项关于肿瘤的实验里,作者只使用了10只SD大鼠。所以,这个较小的动物数量,很难帮助作者研究出转基因食品和肿瘤的关联。
讲完了实验设计,接下来我们看这项研究的实验结果。
没有进行科学统计分析的结果
文章的结果部分先显示的是大鼠的死亡情况,研究转基因玉米和除草剂是否会导致大鼠非正常死亡。作者用对照组雄鼠和雌鼠分别的平均年龄为界,小于平均年龄的死亡被定义为非正常死亡。
那么,结果是什么样的呢? 在对照组的雄鼠里,30%的大鼠非正常死亡(10只里面有三只),而其它九个实验组的雄鼠非正常死亡率则在10%(包括喂养22%含量的转基因玉米组,喂养33%含量的转基因玉米组和饮用高浓度除草剂的实验组)到50% (包括喂养11%含量的转基因玉米组,喂养22%含量的施加过除草剂的转基因玉米组)之间。雌性大鼠的非正常死亡情况和雄性大鼠有些不同。对照组中有20%的大鼠非正常死亡(10只里面有两只),而其它九个实验组的雌鼠非正常死亡率则在30%(比如喂养11%含量的转基因玉米组)到70%(喂养22%含量的施加过除草剂的转基因玉米组)。
表二:这项研究的实验设计
对于这一结果,作者在论文里是这样描述的:“对照组里雄性和雌性大鼠的非正常死亡率分别是30%和20%,而这一数据在一些喂养转基因玉米的实验组里却达到了50%和70%。”这一描述看上去是正确的,的确,部分实验组的非正常死亡率达到了50%和70%。但这一描述看上去说的是事实,却存在一个大问题,就是没有进行科学统计分析。
在科学研究里,要比较两个实验组之间是否有显著的差异,需要进行统计分析,来检验这种差异不是随机发生的,而真正是两组之间的差异。利用统计软件,我们可以比较两组数据,并得出一个P值。P值越小,说明这个差异是随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而反映真实差距的可能性就越大。一般而言,如果P值小于0.05,意思是差异是随机导致的概率小于百分之五,那么从科学统计上来说,这个差异是显著的。也就是说,P值为0.05,是统计学上判断差异是否显著的一道红线。
现在回到塞拉里尼的研究结果上来,在图一里显示的非正常死亡率上,对照组和实验组差异ZD的出现在雌性大鼠对照组(20%,10只里有两只)和喂养22%含量的施加过除草剂的转基因玉米组(70%,10只里面有7只)。20% 和70%看上去是一个很大的差异,但如果用统计学软件来分析(Fisher 精确检验)这一差异,它是否达到了显著的水平呢?答案是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因为P值是0.06,大于0.05 这一红线。大概,这也是作者在文章里不提统计结果的原因。
读到这里,有些读者可能要问了:70%比20%,有3.5倍的差别,为什么还不显著呢?答案是标本的数量太小,每组只有10只大鼠。如果每组有20只大鼠,而且比例还是70%和20%,那么就肯定显著了。
或许还有读者会问,P值为0.06 和0.05 不就是说明这个差异是随机导致的概率分别为6% 和5%吗,它们之间为什么就有那么大的分别?这是一个好问题。一方面,因为上面提到的,5% 是科学上认定是否显著的一道红线,只有低于5%才能被称为显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有很大的区别。但另一方面,6% 和 5% 之间的区别的确又不大,因为如果一个P值为0.06的差异在增加标本数量后还是有同样的趋势,那么它的P值就会变小,从而变得显著。所以,当一个科学家观察到一个P值为0.06的差异并认为这一差异很可能有生物学意义时,他一般会增加样本的数量去重复实验来再次检查这个差异是否能到达显著的水平。最后,更重要的是,无论是0.05还是0.06 的P值、显著还是近似显著,仅有一篇研究还很难给一个问题下定论。只有当这个结论被不同的研究都证明了,才能真正地被科学界接受。
体内肿瘤数目在实验组反而比对照组低
接下来是文章结果的第二部分,也是这篇论文的核心部分,就是肿瘤在这些大鼠中的发生情况。大鼠肿瘤的检测,作者使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当大鼠还活着的时候用手去感触的方法,来检测可以感触到的大的肿瘤。另外一种就是当大鼠死亡后,解剖尸体详细检查身体里的肿瘤发生情况。
先说手能感触得到的肿瘤的发生情况,这类肿瘤一般发生在皮肤上,体内较大的瘤和雌性的乳腺瘤也能被触摸得到。作者在文章里这样描述:“到第二十四个月,30% 的对照雌性大鼠患有可以触摸到的大肿瘤 (主要是乳腺腺瘤),而在实验组这一数字在50% 到80%之间。对照组雄性大鼠这样大的可触摸的肿瘤的发生率只有雌性大鼠的五分之一左右(大约6%),而实验组雄性大鼠的这类肿瘤的发生率的平均值是对照组的两倍。”小鼠死亡后解剖学检测的肿瘤发生情况,作者用了一句很简短的话进行描述:“当最后把那些内脏器官里不可触摸感知的肿瘤也加入计算,得到的总的肿瘤的数目在对照组和实验组间没有什么区别。
从这里便看得出来,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是:实验组比对照组要更容易产生触觉可以感知到的肿瘤。但同样是统计的问题,这些可触觉感知的肿瘤的发生率在实验组和对照组间的差别是显著的吗?作者没有说明。如果用统计软件来替作者做这个统计,便会发现,这些差异也是不显著的。也就是说,“实验组比对照组要更容易得可以触觉感知到的肿瘤”这一结论是不成立的。
另外,既然可触觉感知的肿瘤的发生率在实验组高于对照组,而总的肿瘤数上却没有区别,那说明在体内的不可触觉感知的肿瘤数目在实验组反而比对照组低了。而对于这一点,作者却没有提出来。
作者接下来给读者呈现的结果就集中到那几类在实验组比对照组看上去多发的肿瘤上,包括雄性大鼠的肝、消化道和肾里的肿瘤,以及雌性小鼠的乳腺和垂体的肿瘤。
文章的表二列出了这些肿瘤在各组小鼠里的发生情况,包括瘤的数目和携带肿瘤大鼠的数目。再一次,作者没有做统计分析,而是在文章里进行了这样的文字描述:“在雌性大鼠里,大多数的实验组中垂体瘤的数量是对照组的两倍左右。而在雄性大鼠中,实验组肝上的肿瘤的数量是对照组的2.5到5.5倍不等。”这种以“倍数”来描述结果的方式,给人印象很深刻,但在没有进行统计分析的情况下使用这种描述不仅不严谨,还有误导之嫌。
更有误导之嫌的是这篇文章的图三,也就是含有上面那幅大鼠肿瘤照片的图。作者想用这个图来展示一些有代表性的肿瘤的照片。说这个照片有误导之嫌,是因为这些照片并没有代表性。那么,什么照片才算有代表性呢?因为一般来说,一个实验组只会用一张照片来代表,所以有代表性的照片必须是能反映这个实验组真实情况的。另外,如果要用代表性的照片显示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差异,前提必须是这两个组间有显著性的差异。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图,尤其是上面那个大鼠乳腺瘤的图。作者只显示了喂养了转基因玉米、施加过除草剂的转基因玉米、和除草剂的三实验组的大鼠照片,而没有呈现对照组的大鼠照片。这给人的印象是,对照组大鼠,也就是喂养了非转基因玉米的大鼠没有乳腺瘤。但实际上,在该论文的结果部分的表二里,作者给出的数据里明明白白地提到对照组大鼠同样有乳腺瘤。
就这样,一篇实验设计不严谨、没有科学统计的学术论文在一家正规的学术期刊正式发表了出来。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之前被世界各地不同科学家进行过多次研究,一致的结论是:没有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在安全上有显著的区别。wei/yi的例外就是来自塞拉里尼的这个研究小组。早在2007年和2009年,塞拉里尼的研究小组就先后发表过两篇学术论文声称转基因食品可能对大鼠的健康有损害。欧洲食品安全局也对这两篇研究进行了评估,得出的结论是这两篇研究的结论都不成立,因为作者的统计方法有问题。之前的两篇研究没有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但2012年的这一篇因为首次把转基因和肿瘤联系到一起,所以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
那么对这项引起了社会轰动但问题多多的研究,学术界进行了怎样的处理呢?请看下回分解。
(注:该文的原始版本《一桩和转基因有关的学术公案》曾于2017年在新语丝杂志上发表,并获得过当年的新语丝科普文学奖,作者最近对该文做了进一步修订)
学术界里爆炸性的反应
当然,这样的研究不仅会在媒体和公众间造成影响,反应更激烈的是在学术界。就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后,《食品与化学毒理学》立即就收到了世界各地的大量来信,指出这篇论文的缺陷。杂志的主编一方面把这些来信转给了论文的作者,另一方面也整理发表了出来。
这些来信里,有一些官方组织。比如收到欧盟指令评估这项研究的欧洲食品安全局,在对这项研究评估后给予了这样的评估结论:这项由塞拉里尼等人进行的研究在整个实验的设计、分析和报告方面都存在缺陷;根据这篇论文里报告的实验数据来看,这些数据不能支持作者在文章里所得出的结论;我们认为这项由塞拉里尼等人进行的关于转基因玉米的研究在科学层面的质量是不好的。
从事转基因农作物生产和销售的孟山都公司也迅速做出了反应,给《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的主编发去了一份长长的读者来信。从实验的设计,到结果的分析,再到数据的呈现,最后到结果的解释,全面提出了他们的质疑。
更多的信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他们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文章的实验设计、数据分析和结果的解释提出了专业的质疑。而有些来信则干脆直接把质疑施加给了杂志社,认为《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社发表这样一篇硬伤累累的论文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甚至还有人用嘲讽的口吻怀疑杂志社是否在发表前认真读过这篇论文。
除了世界各地学者给《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的来信,学术界的其它杂志也参与了这篇文章的讨论。
于是,围绕这篇学术研究论文的争议,演变成了一桩有关转基因的学术公案。作为公案主人公的塞拉里尼,他和团队必须对来自学术界同行的质疑进行回应。《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把他们的回应也发表在同期的杂志上。
公开透明的辩论
在逐条回复科学界同行的批评之前,塞拉里尼的团队先指出这些大量的批评者大概75%是自孟山都公司和一些持有转基因ZL的植物学家,而真正来自毒理学家的批评却很少。提及这些批评的来源,作者可能在暗示批评不客观公正。但不管怎样,批评和回应批评还都要用证据说话。接下来,对于同行主要的质疑,他们统一做了回复。下面是一些他们对被批评较多的关键问题的回复:
问题1. 对于实验大鼠的选择。这个品系的大鼠本身是一个容易得肿瘤的大鼠品系,即使是喂正常的饲料,这个大鼠品系在老的时候也会得肿瘤。所以一些同行认为使用这个品系的大鼠来做实验有问题。
作者回复:使用对肿瘤易感的大鼠品系没有什么不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必需的,这样才能检测转基因食品对肿瘤发生的易感性的作用。
这样的回复还算勉强站得住脚,使用对肿瘤易感的大鼠品系来做实验并不是一种错误,关键是观察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对肿瘤的发生有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别。但是,因为SD大鼠是一个本身吃正常的饲料都会得肿瘤的品系,那么设计实验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到肿瘤的发生情况会有较大的随机差异,需要增大实验动物的数目。
问题2. 实验大鼠的数量。在该实验里,每组使用了10只大鼠,而根据相关规定,研究肿瘤发生的实验每组需要至少50只小鼠。所以很多同行对这一项提出质疑,认为实验的设计存在缺陷。
作者回复:按照毒理试验设计的相关规定,90天的毒理试验每组只需要10只动物,而长期的毒理实验每组也只需要20只动物。的确,关于肿瘤的实验,按规定是每组需要50只,但我们的实验当初是按照毒理试验的标准来设计的,肿瘤只是后来才发现的现象。
这个回复就有明显的问题了。即使按作者说的是按毒理试验来算,这也是一个长期的毒理实验,按规定每组需要20只动物,作者的设计就没有达到。另外,更重要的是,作者明明知道这是一个为期两年的实验,也知道这个品系的大鼠在两年后老的时候都会发生肿瘤,当初设计实验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肿瘤发生这一问题。
问题3. 缺乏详细的数据描述。主要指的是所喂养的饲料是如何配制的,是否检查了食品是否有微生物的污染(这可能会影响肿瘤的发生),还有转基因玉米和非转基因玉米的制配条件是否有区别等。
作者回复:我们选择非转基因玉米来做对照的时候,选择了和该转基因玉米最靠近的品系。在配饲料的时候,也做到了各项的均等。我们把一部分详细的信息写到了论文里,但发表文章不太可能把所有详细的信息写进去。
这个回复倒也不算差,发表文章的时候是不太可能把所有的信息都写进论文。虽然有同行说可以包括在文章的附录信息里,因为那里没有空间限制。
问题4. 统计的问题。缺乏统计分析,在死亡和肿瘤的发生的性状上没有Kaplan Meier’s curves的统计分析,只提供了没有经过统计分析的数据。
作者回复:统计不会告诉真相,但或许它能帮助理解实验的结果。使用多种不同的实验方法并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解释结果才是关键。Kaplan Meier’s curves的统计分析没有得出一个是否有效应的结论。
统计问题是所有批评里最为重要的一点,所以作者的回复也尤为关键。很遗憾的是,作者否定了科学统计的作用,这是一个不可以接受也不专业的回复,这不仅让整个回复显得苍白无力,而且也让塞拉里尼在科学界失去了信誉。
还有一些细节问题的回复就不摘录在这里了,因为相比于上面四点,尤其是最后一点,它们不是那么重要。这样的回复当然没有让科学界的同行感到满意,世界各地大量的信件又一次发送到了《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的主编手里,希望该杂志社采取进一步的调查和行动。
宣 判
《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在该领域是一家还算不错的毒理学杂志,当然要顾及自己的声誉。杂志社要求塞拉里尼的研究团队提供实验的原始数据以供进一步调查,查看其中是否有造假和其它学术不端的行为。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考虑之后,杂志社决定对这篇论文进行撤稿。撤稿对于杂志社来说并不是一个光彩的事情,基本上等于承认自己之前接受发表这篇论文是一个错误,也就是自己打脸了。但为了维护杂志社的声誉,主编最终硬着头皮做出了撤稿的决定。这也算是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为了给作者一点面子,杂志的主编希望塞拉里尼自己主动要求撤稿。因为,被撤稿对于作者来说是一件更加糟糕的事情。没有想到的是,塞拉里尼的研究团队拒绝主动撤稿,依然坚持认为自己的研究没有问题。
最后,《食品与化学毒理学》不得不单方面宣布将这篇论文撤稿,并将这个撤稿声明刊登在2014年的一期杂志上。在这个声明里,主编代表杂志社向读者传递了下面几点信息:
一、这篇论文发表的过程是正常的,经过了同行的评议,参与评议的同行认为虽然这篇论文有不足,但依然有一定的价值。所以,杂志社接受并发表了论文。
二、在收到大量的学术界同行的质疑之后,杂志社向塞拉里尼的研究团队要来了该项研究的原始数据,并进行了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该团队没有在实验上有学术不端的造假行为。
三、这项实验在实验设计和数据统计上存在问题,这些数据不能在转基因是否致癌的问题上得出一个结论,所以杂志社决定对这篇论文撤稿。
看得出来,杂志社的声明尽量在给读者一个这样的印象:杂志社在该论文的发表前和发表后的整个过程中都是按照规矩认真负责地来进行的。公平地说,杂志社在处理这次危机的过程中也的确做得不错。要说错误,就是当初不合适地发表了这篇硬伤累累的研究论文。
已经被撤稿的论文
随着杂志社把这篇论文撤了下来,这件公案也就走向了尾声。自然,杂志社主动撤稿赢得了不少科学家的肯定,多少挽回了一些声誉。但有科学家对撤稿行为表示肯定的同时,还对杂志社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他们认为论文发表前和发表后的同行评议出现如此大的差异是杂志社的问题,并要求杂志社提供出论文作者的原始数据以方便更好的讨论。
更让杂志社难堪的是,一些塞拉里尼的支持者对这一撤稿行为表示了反对。比如,其中一位以前在《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社工作过的编辑向主编表示了他的遗憾:“我为这一撤稿行为感到羞耻,塞拉里尼的研究因为动物数目不够而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杂志社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要求作者用更多的动物来完成实验,而不是撤稿。这次撤稿行为是向工业利益的一种投诚,而同时打击了具有独立精神的研究。”
总之,《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社在这一事件上可谓是两头不落好,无论是这篇研究论文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满意。
ZD的反对还是来自塞拉里尼本人,在杂志社强行将他的论文撤下来之后,他和另外两个作者一起向杂志社写了一封抗议信。抗议信的标题是 《关于毒性数据是否明确的双重标准》(Conclusiveness of toxicity data and double standards)。顾名思义,塞拉里尼团队认为,杂志社在认定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数据是否明确的评判上采用了双重标准。
这份抗议信大致的内容是这样的:
主编大人,我们要对贵杂志将我们的论文强行撤稿这一行为提出一些异议。我们注意到,这一撤稿决定是在贵杂志雇佣了一位孟山都公司的前员工作为生物技术部门的编辑后做出的。孟山都的人还有一些其他的科学家对于我们的研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包括相对较少的实验动物的数量以及大鼠品系的选择。遗憾的是,您把这两个批评意见作为撤稿的理由,认为较小的动物数量让该研究的实验不能得出具有明确性的结论,从而要撤稿。可同时,您也提到我们的研究没有不正确的地方,也没有学术造假或学术不端的行为。根据贵杂志给出的以上信息,我们怀疑这一撤稿理由是否成立。如果仅仅是因为实验动物较少而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而需要被撤稿的话,那么我要提醒您,在贵杂志刚刚发表的另一篇评价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Zhang等只用了三组SD大鼠(每组30只,但每组只有10只做了血清的生化测试)来评估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这篇文章的结论是,在安全性方面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没有明显的区别。如果按照贵杂志评判我们的文章一样的标准,那么这篇文章得出的也是一个不明确的结论,那么也就不应该发表了。另外我们还想提醒您,2004年在贵杂志上发表的另外一项由孟山都公司支持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研究。在这项研究里,作者研究的对象是和我们的研究里一样的转基因玉米。但作者只进行了90天的研究观察,他们的研究的确发现了食用转基因玉米和食用非转基因玉米的大鼠在多个器官的功能上是有区别的,但是作者却认为这些区别没有生物学上的意义。我们认为,这一项研究得出的也是一个不具明确性的结论。但遗憾地是,贵杂志发表了上面两篇文章,却把我们的文章撤了下来。显然,贵杂志在这一问题上采用了双重标准。
概括起来说,塞拉里尼抗议的是一种双重标准。
这封抗议信看上去似乎还挺有道理,但问题在哪里呢?塞拉里尼提到的那两项研究没有发现食用转基因食品的动物和食用非转基因食品的动物在各项检测指标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所以得出的结论是: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这个实验里是没有显著差异的。这个结论对于这个实验来说是明确的,并非如塞拉里尼所说的那样不明确。而在塞拉里尼的实验里,他们发现食用转基因食品的动物和食用非转基因食品的动物在一些检测指标上(比如非正常死亡率,某些肿瘤的发生等)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所以,如果塞拉里尼认为这个差异虽然不显著但不是随机差异,那么他就应该增加实验动物的数量去证明这一差异可以达到显著的水平。
所以,实际上塞拉里尼在这份抗议信里是混淆了概念,有意或无意。
《食品与化学毒理学》将这封信登录了出来,也算是公平公开了。当然,抗议信不会影响杂志社撤稿的决定,撤稿之后《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社也就从这件公案里走了出来。
尾 声
不过,对于塞拉里尼和他的团队来说,事情还没有结束。在几个月后,他们将他们的研究再次发到了《欧洲环境科学》上,这是一家不上档次的杂志。杂志社在决定重发这篇论文之前没有按正规杂志一样让同行进行评议。杂志社为此给出的理由是:这篇文章在《食品与化学毒理学》上发表之前已经得到了同行评议,而且《食品与化学毒理学》也表示该文章没有造假或学术不端行为。
在这篇重发的文章里,作者没有做任何附加的实验,只是稍微改写了一些文字。比如在摘要里,作者加上了这么一句话:我们的发现意味着如果要评估转基因食品和除草剂的安全性需要进行两年的长期喂养实验。
这篇文章的重发让科学界感到了惊讶,著名的《自然》杂志还为这一重发事件发表了一则新闻。但这篇重发的论文并没有再引起科学界的重视,因为作者并没有加上任何的进一步的实验证据,不值得为之再次讨论。
行文到最后,或许需要一提的是,塞拉里尼本人是基因工程技术研究和独立信息协会(CRIIGEN)的科学顾问,这是一个反对转基因的机构,而且这项研究得到了该协会的支持。提到这一点,并不是暗示这项研究的动机不公正。就像由孟山都支持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研究一样,我们也不能没有证据地怀疑它们的动机一样。
实际上,无论是反对转基因组织还是支持转基因组织支持的研究,我们都应该凭实验数据来说话。和民间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持怀疑态度的人占大多数不同,科学界绝大多数人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像塞拉里尼这样一直在怀疑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科学家只是极少数。虽然这种怀疑精神难能可贵,但塞拉里尼在发表这篇论文之后的行为(包括召开新闻发布会、应对科学界的批评以及重发论文)却是不合适也不专业的。
如果塞拉里尼团队要证明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研究肿瘤和转基因食品的关系,其实不难。他们要做的只是需要增加实验大鼠的数目去重复他们实验。如果他们发现食用转基因玉米的大鼠的确明显比没有使用转基因的大鼠容易得肿瘤。那么,无疑他们可以再次发表论文,并堂堂正正地向新闻界和学术界发布这一发现。这样的实验结果肯定会引起科学界同行的重视,并让更多的科学家去重复和证明。只有这样,才能给人民的生活安全带来福音,赢得世人的尊敬。
可惜,六年过去了,塞拉里尼的团队没有这样做。
(注:该文的原始版本《一桩和转基因有关的学术公案》曾于2017年在新语丝杂志上发表,并获得过当年的新语丝科普文学奖,作者最近对该文做了进一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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