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高端民校后，重点高中何去何从

　　陈永杰(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教授)/文

　　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在这个暑假经历着一场大洗牌，先是教培行业整顿，接着公校要与民校彻底脱钩、不再审批新的“公参民”，此外很多省甚至已经出台政策，对纯民办学校的招生规模要“限制在5%以内”。政策指向相当明确：让公办教育重新成为绝大部分家庭的正常选择。

　　近年来，很多家庭为子女的中小学教育，付出了高昂的校外培训费和各种课外兴趣班费用，增加了家庭的经济压力。这些正是上述一系列的整治措施出台的社会背景。但是，“应试”中的“应”整治了，“试”却仍然存在——部分家庭想尽办法供子女读高端民校和上培训班，目的都为了挤进重点高中，继而在三年后的高考中考上本科。如果重点高中的设置纹丝不动，应试的诱因如何可以消除?

　　当前教育体制的形态有其历史成因，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里，肩负着向对口行业输送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总招生规模长期只占每届学生总人数的两三个百分点。如果到了高考才来择优录取，从教育投入或个人投入的角度看都相当低效。在计划经济的思维下，于是便出现了重点学校。政策目的清晰，就是集中资源培养最聪明的学生，供大学挑选：从小学考初开始，拾级而上，经过两次筛选还能留在重点高中里的同学，将得到更多的财政支持，获得更有利的成长环境。

　　但社会经济环境到本世纪初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市场经济里就业是双向选择的，大学开始收学费且不再包分配，1999年的扩招，也让大学招生规模逐步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和初中也因此逐步废除了重点学校的设置，并且实行教师轮岗制，尽可能让公办教育的资源均衡配置。目的正是让所有学生获得公平的学习机会。

　　但公办重点高中却因为不在义务教育阶段而得以保留下来。并且，中考不仅决定职高还是普高，普高之中还有重点与否的区分。一场中考，基本上确定了三年后高职、大专与本科三类学校的生源。这个作为焦虑源头的结构，在一些地方教育部门眼中却是搞“创收”的着力点：本世纪初，借着“撤点并校”的政策，一批重点高中扩容为“超级中学”，本来每年招几百人的重点中学，现在动辄招一两千人。

　　这带来了一种两极化效应。在很多二三线城市，正常情况下能考上本科的也就几百人，而扩容了的超级中学几乎把地区内成绩稍微好一点的学生都吸走了，其它普通中学连凑个重点班冲一下二本都倍感吃力。两极化现象令一般的高中成为“鸡肋”，更为青春期的高中生贴了各种标签，令人不堪重负。站在家长的角度，如果重点中学继续这样招生， 他们能放弃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砸钱让小朋友进高端民校和上培训班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问题在于，重点高中的设置在市场经济时代是否还应该保留?反对的理由很清晰，既然小学和初中都不再设重点学校，高中阶段理所当然应该资源均衡配置，让大家在通向高考的路上公平地起跑。希望保留的一方，理由主要有历史情怀与培养方式两类。例如很多重点高中有很长的历史，一直都是当地精英汇集地云云。但不要忘记，一些有历史底蕴的名校在成立之初全凭声誉招生，而不是靠重点学校政策划分数线“掐尖”，百年声誉还不足够成为直面竞争的底气?

　　培养方式可能是更值得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与高考科目相适应的分科教学，一些人认为重点高中集中了优质生源，分层分科起来会更高效;其次是学习氛围，能读书都集中到一起了，形成了互相促进的作用。这两类理由在现实中都是重点中学升重率更高的重要原因。的确，一些较少学生报的科目只有在重点中学才能凑足学生开班。但分层分班的逻辑，任何高中都要面对，并不算很好的理由。问题在于，重点高中把成绩好的学生都招走了，相对地令进了一般高中的同学必须在一个缺少良朋益友的环境中成长。从本质上看，真正的争议在于，能否让一些学生的高效成长建立在削减另一些学生成长机遇的基础上?

　　重点高中的设置应该如何调整，恐怕是校外教培整顿、高端民校压缩后，相关部门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如果重点高中还像以往一样抽优质生源，让一般高中的教师沦为“无米巧妇”，那么家长的焦急就不会消除，给小朋友报班加课的冲动仍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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