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举说高考

　　孩子们在考场拼搏之时，咱们心怀忐忑的家长，不妨聊点闲天，看古人怎样应考，以此缓解一下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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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科举是古代的高考，其实既得罪古人也得罪今人，两边不讨好。

　　古人肯定不满意：高考有科举的地位么?

　　科举可是“御驾亲征”、皇上钦点状元的盛事;高考原来只解决干部身份，现在连饭碗也不给了——干部，最多算个“吏”，如何比得上科举取“仕”(官)?

　　高考犯个事儿，有诛连九族的最高惩处力度么?

　　科举中的乡试三年一考，名额极少，竞争绝对比高考激烈。

　　今人肯定也有不乐意的：科举是维持封建统治的制度，是桎梏人民的精神枷锁，是导致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怎么配和高考同日而语?!

　　受历史教科书的影响，今人满脑子都是迂腐可笑的孔乙己，喜极而疯的范进，屡试不中的曹雪芹、蒲松龄……这种印象流，追溯起来，也是科举种下的“遗传病”。

　　客观地说，科举和高考，它们还真是一对前世今生：于国，都一样是人才选拔制度;于民，都是相对公平的、改变命运的进身之阶。

　　其实，科举制度在诞生之时，确实是当时世界上最牛逼的制度，是个了不起的创举，用今天的话说，中华民族当时绝对可以满满的“制度自信”——日本、越南、朝鲜等周边国家都曾派使者专门学习过这种先进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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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的雏形起于隋朝，唐承隋制，更趋完善。在一千多年前的隋唐时代，世界各国的用人制度，普遍还是门阀世袭制、权贵举荐制——也就是以“拼爹”为主。相对来说，科举制的先进性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体现了民主、平等——王公贵胄与平民百姓都必须以考分论英雄;

　　二是体现了选才的合理性——但凡过五关斩六将、进士及第者，多非等闲之辈;一个腹中空空的蠢材，尽管还可以吃祖宗的老本，但充当国家栋梁的几率就很小了;

　　三是实现了人才选拔与培养的标准化、规模化——大大提高了效率;

　　四是调动了全民进取的积极性——“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人人努力向上，国家自然有了发展的动力。中华民族能够千年傲视世界，科举制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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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这样一种先进制度，何以在清末沦落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非要废除而后快呢?

　　实事求是地说，科举制的框架设计并没有多大问题，它的没落，主要是实质的异化，这种异化随着时间的积累，渐渐凸显了致命的恶果——总之，科举制是统治阶级自己玩残的。说来令人唏嘘：成也科举，败也科举。

　　纵观历史，归结起来，主要有这么几点导致了科举的没落：

　　1、内容的异化，导致科举取仕走火入魔。

　　科举制设计的以文章、武艺能力值公平取仕，相比“拼爹”，是一种相当大的制度突破或者革命，有其充分的合理性——毕竟文章做得花团锦簇，必须具备相当的文化知识，智力必然不差，这样的人才管理国家自然相对靠谱，历朝的无数贤达，大多出身科举;而武艺超群，也更善于保家卫国。

　　但是，时代在不断进步，从青铜时代，走进了铁器时代、火器时代、蒸汽机时代、电器时代，而科举的内容并没有丝毫与时俱进，相反地，它还钻进了死胡同，津津乐道地玩八股、试帖诗，玩起承转合、平平仄仄，同时把科学技术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奇技淫巧”。实际上那些所谓的起承转合、平平仄仄、权谋诡道……才真正是“奇技淫巧”!

　　为什么要这样玩?因为要增加应试难度，提高门槛，区分取仕层次——戴上了重重枷锁，还能载歌载舞，那自然就是高手了——时下的偏难怪题、脑筋急转弯，大致也是这个逻辑吧?

　　在冷兵器时代，忽视自然科学、专注于锦绣文章的危害性并不明显。

　　即便不考八股文、试帖诗，就是考打麻将、猜谜语，只要规则公平，估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看不到致命的坏处，关起门来，江山依然稳固。因此，纵然天下士子对科考的内容腹诽不已，可千百年来，封建统治阶级仍旧痴迷不误，在关门锁国中任性地自大自傲，没有一丝进取心、危机感。

　　无论统治者怎样处心积虑高筑墙，国门注定是关不住、封不死的。在这段时间，那些“蛮夷异族”正在潜心研究自然科学，系统地建构了一门门基础学科，发明了火器、机械、电器，一步步走向了现代文明，文明程度甩了中国几条街。

　　科举，对内的确是维稳的利器，对外，最终倒变成了自缚手脚的枷锁。

　　鸦片战争的炮声、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八国联军的铁蹄……彻底洞开了天朝的国门。无数次被列强按在地上摩擦的耻辱，终于让清政府明白了八股文、十八般武艺，一切都是浮云。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科举误国，误了中国知识阶层上千年，误了中华民族上千年!

　　是科举的错?是的。仅仅是科举的错?很显然，科举并非首恶，最多只是帮凶或者自残的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废科举、兴学堂、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后，中华民族并没有因此变得强大的原因——因为几千年的封建体制痼疾并没有根治，那些科学精神、民主精神的内涵、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文明制度，仍然与中华民族渐行渐远。

　　2、精神的异化，导致整个知识精英阶层普遍的奴性。

　　封建专制的逻辑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都是皇家的，科举取仕，只是为皇上所用，那自然是越听话越好，科举的指挥棒当然也要跟着皇上的旨意转——以培养维护封建统治的顺民和卫道士为最高目标。

　　与科举相呼应的举措是愈演愈烈的思想钳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导致天下只剩下一个皇帝、一个儒家、一种思想。于是，读书人除了重复“四书五经”的陈词滥调、山呼“吾皇万岁万万岁”，便只有一点点风花雪月的自由空间了，那些被视为忤逆的质疑精神、求是态度，肯定是要见鬼去了!因此，我们的历史上多有忠君护主的义士，却鲜有西方那种追求真理的殉道英雄。

　　在封建专制的严苛与科举驯化的双重作用下，知识分子被阉割得只剩下唯唯喏喏的奴性了，哪里还有胆量和能力去创造、创新呢!

　　这期间，西方诞生了一系列开历史先河的世界级大师：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培根、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亚当·斯密、罗素……而泱泱天朝有几个思想家、科学家，可以和这些巨星一较高下呢?不能苛责我们的祖先智不如人，实在是千年来这块土地，不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然，也可以说祖宗不争气：统治我们的祖宗太昏庸!

　　人才有人才的生长环境，奴才有奴才的产生氛围，不可能在制造奴才的氛围里诞生人才。

　　究竟是造就人才还是奴才，对于皇上其实是个两难选择：尽管人才有利于富国强兵，但不好驾驭，对统治有风险;奴才尽管无能，但易于掌控。两害相权取其轻，历朝皇上清一色地选择了要奴才，在奴才里选人才——有才能的奴仆。

　　可是，历史的剧情往往悲摧：由奴才而疯狗、而权臣、变奸臣，进而引发剧烈的内外矛盾，导致王朝崩溃——奴才实质上间接充当了王朝的掘墓人。

　　3、方式的异化，导致普遍性的思维缺陷。

　　八股文有一套极为严格的形式要求。在苛刻的规则下还要把文章做通，士子们只好主观臆断、牵强附会、瞎扯蛋。一代代遗传下来，就是知识分子普遍欠缺逻辑、不讲理性、没有系统、不合常理，最终酿成了整个知识阶层的基因缺陷，并涂毒至今。

　　我们常常奇怪，为什么会有那么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经常不讲常识、偏执极端、睁眼说瞎话?原来这是遗传病!

　　占主流的精英阶层(包括统治阶级)都有了这个致命的基因缺陷，还奢谈什么科学研究、系统建构基础学科、创造创新呢?

　　异化的科举之下，我们没有什么系统的学科体系、思想体系，多的只是散乱的直感、情绪化的结论、灵感一现的片言只语，缺乏缜密的逻辑论证、科学的实证——虽然这不妨碍做诗搞艺术，但不利于科学研究、经邦理国、发展经济。因此，科举时代的诗人汗牛充栋，科学家凤毛麟角。

　　4、过程的异化，导致公平性丧失。

　　科举制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它的公平游戏规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过程中的腐败却越来越盛，公平性大打折扣。

　　受严刑重典的威慑，历朝科举中，公开作弊并不常见，但后期的“行卷”潜规则却颇盛行。

　　“行卷”，顾名思义，就是士子考前在考官、名流中行走，拿作品请教，同时奉上一笔“束修”(礼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拉关系、走后门，贿赂考官、评委。到清末，这已是公开的教育腐败。考官们组织一场科考，大多要闷声发点小财。

　　再一点，就是买“录取通知书”、捐官。明代，最高学府国子监，有一种“例监”，便是花钱买的入学资格。清朝曾实行明码实价的捐功名、捐官(做官资格)。

　　(这是清朝的“捐官”的收据，注明湖北筹办赈捐总局受捐43.2两白银，捐者凭此可直接到国子监就读、候官)

　　公平性是科举的生命线，它的基本规则是“学而优则仕”。当“捐而多则仕”出现后，它带来的是教育、吏治的双料腐败，贻害无穷。因此，科举的寿终正寝，当为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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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朝的统治者并非不知科举这一国策关乎国运发展，也曾不断进行过多方面的改进，但由于立场的决定、眼光的局限、思维的褊狭，总的来说是乱折腾、瞎折腾，越改越糟，往死胡同里钻得越来越深。

　　风雨飘摇的晚清，当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终于接受了开明人士的建议，开始维新变法、着手改革科举后，可是已经于事无补了——强心针怎救得了濒死之人?

　　假使变法早一甲子，融入当世先进文明更早些、彻底些，中华民族可能就没有那些屈辱史，清王朝也许还能延续若干年。

　　可惜自大自狂的清朝帝王将相没有这种远见，历史也没有假设，只能以血的教训提示后人，别重蹈覆辙。

　　作者

　　熊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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