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高考加分并不是取消那么简单的！
日前，教育部公布《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从2015年1月1日起，取消奥林匹克竞赛、省级优秀学生等6类鼓励性高考加分项目，只保留少数照顾、扶持性高考加分。高考加分进一步“瘦身”。
对于取消高考奖励性质加分，舆论点赞居多。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国高考加分政策实施多年来，出现严重的异化，并没有起到鼓励学生个性和兴趣发展的作用，反而演变为“加分教育”和加分腐败。“加分教育”是指，为获得高考加分，一些家长送孩子去上所谓的特长培训班，比如奥数班，这反而增加学生的负担;而加分腐败，则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高考丑闻，每年高考期间，都会曝出有省市存在严重高考加分造假的丑闻，包括2014年高考，在教育部对加分项目进行大幅“瘦身”后，还是有辽宁和河南两地曝出加分造假丑闻。规范、清理高考加分项目，以此维护高考公平，极有必要。
但是，规范高考加分，并不是将所有奖励性质的加分一取了之那么简单。取消高考奖励性质加分是容易的，可必须思考另一个问题：取消之后，如果在高考录取中，高校只关注考生的高考科目总分，而不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特长，整个基础教育会不会陷入更加严重的应试教育之中?有舆论分析，取消奖励性质加分，学生会真正注重发展自己的个性和特长，这是不顾及现实环境的理想期待——如果没有奖励性质加分，学生会不追求功利的加分而重视自己真实的特长发展。那么为啥当初我国还推出加分政策?
国家高考改革，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对于取消高考加分之后，如何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特长发展，教育部门的设想是：在中学推进综合素质评价，将学生的艺术、体育特长等写实记录进综合评价，供高校录取时参考;另外，获得奥赛、科技竞赛奖励的学生，可以申请高校自主招生，获得通过初审的优先权。
这一设想听上去不错，但操作起来，依旧问题重重。
首先，综合素质评价在高考录取中，究竟派什么用场?在目前的高考录取制度之下，高校是按学生的高考分数从高到低进行录取的，很难关注考生分数之外的其他能力与素质。多年前，一些省市，就曾提出要将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可最终未能如愿。如果录取制度不改，高校参考综合素质评价进行录取，就只能停留在良好的意愿之中。
其次，综合素质评价能客观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特长吗?一个简单的道理是，高考加分有造假操作，那么，综合素质评价就能保证客观吗?必须注意的是，如果整个基础教育的教育管理制度、学校办学机制不变，出现在高考加分中的弄虚作假，还会继续存在于综合素质评价中。不改革教育治理模式，却期待换一个评价项目，就消除问题，从逻辑上就行不通，变为悖论。换言之，如果综合素质评价能有效推进，也就没有必要取消高考加分操作了。
再次，与集中录取制度嫁接的高校自主招生，能给有特长的学生多大发展空间?我国高校实行的自主招生，从本质上说，并非自主招生。真正的自主招生，应该是学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学生参加统一测试之后，以统一测试成绩申请大学，大学独立根据学生的统一测试成绩、中学学业成绩、大学测试成绩、中学特长表现，进行综合评价、录取，而我国的自主招生，却是学校进行笔试、面试，给符合条件的考生一定的录取优惠，再要求学生填报志愿。这就把自主招生，变为高考加分优惠，这和高考加分的机制，几乎完全一样，出现在高考加分中的问题，也会出现在自主招生中。自主招生试点10多年来，也没有起到促进学生个性、兴趣发展的作用，而变为高校抢生源的手段，学生的负担没有减轻，还滋生招生腐败。
这就是社会舆论既质疑高考加分，又质疑高校自主招生的根源所在。很显然，以取消高考加分、压缩高校自主招生来回应质疑，并非最优选择，是治标而不治本。具有改革精神的回应举措，应当针对导致高考加分变异、自主招生走偏的根源，对症下药。
一方面，应该加快推进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提到要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自主权，提高学校现代治理能力。按纲要和《决定》精神推进改革，才会消除行政因素对教育事务的干扰。比如：以前的高考加分操作，就不该是行政部门确定加分项目、认定加分、要求学校认可，而应变为公众参与民主决策加分项目，同时在加分认定中引入专业监督，并由学校自主认可加分;而实行综合素质评价，则应该在中小学建立教师委员会和家长委员会，负责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和监督，这是确保综合评价公信力的基本办学制度。假如不推进制度改革，而推进综合素质评价，综合素质评价的命运不会比高考加分好到哪里去。更进一步说，我国教育领域的教育腐败问题，都与行政治校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应以招考分离为原则，推进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同样，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推进考试招生相对分离，都被明确为升学考试改革的重要原则。社会舆论对推进招考分离有诸多顾虑，担心给学校更大的自主权，会不会被滥用。不得不说，我国为维护高考公平，正在强化高考分数在录取中的作用，这和高考改革要打破唯分数论背道而驰。
其实，如果在推进招考分离中，能科学、合理设计好制度并切实执行，完全可以既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又扩大高考公平。这些制度包括：政府部门明确要求所有自主招生高校，必须成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负责制订招生标准，并向社会公布;所有自主招生高校，整个招生过程必须全部透明、公开自主招生信息，给每名学生出具招生报告，接受社会监督;创造条件，实现一名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根据录取学校、专业、提供的奖学金，进行确认，让学生拥有更大的选择权，并通过学生的选择权，促进学校转变招生、办学理念，用教育质量和教育服务吸引生源，而不再是现在的招生录取优惠抢生源。
上述这些改革，都是可以在现实中实现的。近年来，国家在推进教育综合改革中，已经要求大学制订大学章程，把学术委员会建成zui高学术权力机构，推进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分离。既如此，为何不可把高校的内部治理改革与高考改革结合起来?还有，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已实行10年基于统一高考成绩的学校完全自主招生，其操作模式已经成熟，没有技术难题，内地高校为何不可直接借鉴呢?
我国在制定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时，已清醒地认识到，困扰我国教育发展的，是基本的教育管理体制、学校办学制度问题，由此提出了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改革思路。眼下的问题是，怎样突破既得利益阻力，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已经达成的改革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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