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勇：给教师一张安静的讲桌

　　原创： 汤勇 教师博览 

　　在今年1月18日召开的201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特别强调“教师也需要减负”。

　　的确，教师也需要减负，教师急需要减负。当下中小学教师负担已经异常沉重。我以为，中小学教师的负担主要来自以下这些方面：

　　一是来自凡事留痕的管理思维与方式。一些学校事无巨细，都要求老师要留下“痕迹”，家访要留下痕迹，召开家长会要留下痕迹，与学生谈心要留下痕迹，安全检查要留下痕迹，作业批改要留下痕迹，学习培训也要留下痕迹。大凡教师的一切教育教学行为，哪怕是再正常不过的日常工作，都必须留下痕迹。这种凡事都要留下痕迹的强制管理思维与方式，让一些本来很有意义的教育教学行为异化变味，而且给教师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

　　二是来自校内校外过多的考核、检查。一些地方的考核检查，过多过滥。有些考核检查的内容甚至与教育毫不沾边。学校为准备迎考迎检，不得不安排老师写材料、做展板、换宣传栏、拉标语、挂横幅，甚至逐一培训学生如何应对检查，由此耗费掉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时候老师为此付出的时间甚至比上课都还多。

　　三是一切工作都要进校园。一切工作都要进校园，是近些年来不少地方政府部门、单位的一种工作模式。校园只有这么小，一切都要进校园，校园装得下吗?孩子们的脑袋只有这么大，一切都要进课程，孩子们装得了吗?诸如创卫要进校园，创文明城市要进校园，禁毒要进校园，法制要进校园，科普也要进校园，甚至殡葬改革、土地保护等都要进校园。这些进校园活动离不开老师们的组织与参与，有的地方还要求师生围绕进校园的主题考试答题，若考试过不了关，还要通报处分，给老师增添了诸多负担。

　　四是来自不同层面给教师额外的“派活”。当下一些地区的相关部门将学校纳入业务管辖范围，把学校视作搞形式主义、捞取政绩的工具，层层给老师们下指示，逐级分配任务。比如抽调教师协助中心工作、组织“小手拉大手”活动等等。老师们迫于无奈，只能认认真真干虚活。

　　五是精准扶贫变了味。教师参与扶贫，一大任务是完成教育扶贫任务，包括宣传教育扶贫政策，督促指导教育惠民政策落实，特别是通过细致深入的工作，确保适龄儿童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辍学。

　　然而在有的地方，让教师必须蹲点扶贫，每人要包干三五户贫困户。甚至为了监督教师扶贫，每天要让教师通过手机上传照片，以至于有老师一给帮扶户打电话，帮扶户便条件式地反问：“是不是又叫我们拍照?”还有的地方还要求教师与贫困户同吃同住同劳动。老师们下去扶贫，不外乎是填填表，算算账，弄弄资料，帮贫困户洗洗碗筷，打扫打扫卫生。这种走过场、让老师参与的运动式扶贫，既严重干扰了教育教学秩序，也给老师们增加了巨大的压力和负担。

　　六是对教育责任的无限承担。有的地方把本该属于社会及家庭承担的责任，也莫名其妙地压给老师，让本来已是负担很重的老师不堪重负。比如有的地方为解决“3点半问题”，要求老师每天放学后必须继续守护陪伴学生。有的地方发文要求教师担负起留守儿童“兼职父母”的职责。还有的地方为防孩子玩水溺亡，要求老师在暑假中轮流巡检巡守湖塘堰河。在一些农村寄宿制学校，寄宿生的管理由教师兼任，老师们既要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还要负责学生的饮食起居。

　　教师对学生的关心爱护理所当然，但如果许多本应由家庭或社会承担的教育责任也都压在教师身上，让他们疲于应付，不仅会让教师过早地对职业产生厌倦情绪，而且对其正常履行教育职责也会有害无益。

　　七是来自应试教育的压力。教育上的唯分数论，让“分数”和“升学率”成为悬在教师头上的两把利剑，为了让自己在考试中胜出，教师不得不拖堂，不得不补课，不得不占用一切可以占用的时间，不得不超量布置作业，不得不拼时间、拼身体甚至拼生命，这既使学生原本繁重的负担“雪上加霜”，也让教师的负担日益加重。

　　要实现教师真正的减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大兴务实之风，力戒形式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对社会危害很大。如果形式主义不除，由社会向教育渗透扩散，那对教育的破坏力更大。因为教育工作与其他行业不同，教育的对象是人，关注的是人的发展，教育必须通过潜移默化去启迪思维，洗礼灵魂，教育的一切最终是为了塑造人。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教育必须求真求实，必须远离浮夸，杜绝虚无，破除形式。

　　不仅如此，教育更重要的是要教学生“学做真人”，如果校园到处弥漫和充斥的是形式主义，如果教师被形式主义所浸染，一切行为都是形式主义的做派，在这样的“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之下，所培养的学生也会从小被形式主义所毒害，我们的教育则很难培养出合格的“真”人。

　　第二，大力营造尊师敬教的良好风气。教育承担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教师是承担和面向这一未来的重要角色。因此全社会给予教育应有的支持与关爱，给教师以应有的呵护与善待。

　　我们或许还一时做不到真正的尊师重教，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做到对教育、对老师不打扰、不添乱、不折腾，尽量减少额外非教学任务对教育、对老师的摊派，给教育一方宁静的空间，给老师一块宁静的讲台，让教育回归到应有的路上，让教师的主业回归到教师的本职工作。

　　第三，教育应由管理走向现代教育治理。市场的主体是企业，教育的主体是学校，办学是学校的事情。造成教师负担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学校的一切都是大一统管理，而且是多头管理，学校的“婆婆”“妈妈”很多，这种管理既捆住了校长的手脚，又给学校和教师增添了不少负担。

　　要真正给学校和教师减负，学校就必须去行政化，制定相应章程，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实现管办评分离，确立新型政校关系，建立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责任清单，明晰相应的权利边际和责任界限，明确教师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教师负担的根子，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不在教师本身，而在管理者。由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还要求管理者必须走进教室、走进教师、走进学生、走进教学第一现场，了解课堂里发生了什么，教师做了些什么，坚决摒弃痕迹主义。

　　第四，着力改变学校考核评估制度。地方政府以及教育行政部门应充分尊重教育的规律和特点，改进并优化对学校的考核评估办法，尽量剔除与教育教学无关或者关联不大的考核内容，将学校从各种考核检查中解脱出来，将教师从一些与教育教学无关的烦琐事务中解救出来，让学校能够专注于教育教学，让教师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教材，研究教法，研究学生，用于充电提升和专业成长。

　　第五，切实转变教育政绩观和教育质量观。有序推进中高考制度改革，建立多元评价体系，以彻底扭转唯分数和唯升学率的束缚，不以学生考试成绩、升学率论英雄，将学校真正办成学生乐学、教师乐教的教学乐园，从而实现为老师们彻底减压减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小学生的减负不仅是一句空话，而且教师负担重的问题也难以真正化解和消除。

　　第六，尽力配齐配全教师和教学辅助岗位人员。教师的工作量绝不是一天上几节课的事，每天看似只上几节课，但在几节课的背后，却是大量的隐性工作量，包括教案准备、教学设计、课件制作、作业批改、学生管理、突发事件处置、家校沟通等等。

　　据了解，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教师结构性编制补充较为滞后，教学辅助岗位人员也很缺乏，特别是一些农村寄宿制学校，工勤人员更是严重不足，本来就已经超工作量工作的教师还承担着为学生生活服务的职责和任务。

　　因此各地应结合当地城市化进程、二孩政策、学校实际情况重新核定教师编制数，特别是核定并落实教学辅助岗位人员及工勤人员编制，足额配齐教师和相应人员，保证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备课、教研、培养学生以及自身的专业发展。

　　第七，切实提高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的管理能力和水平。教师负担过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来源于一些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领导素质不高，在对学校和教师管理上缺乏整体思维和统筹考虑，在工作上往往是政出多门、自以为是、随意而为，重复交叉，从而无形中给教师增加了很多负担。

　　因此一方面应提倡教育家办学，让懂教育的人管教育，让内行指挥引领内行。另一方面应通过系统性的培训学习，通过岗位的实战演练和历练，提升他们的管理能力和水平，增强他们的管理经验和智慧。

　　还有一些教育主管部门对于来自外界对学校和教师的诸多莫名其妙的负担，来者不拒，全收不误，一味迁就迎合，没有说“不”的勇气，没有拒之于校门外的底气，没有为老师和校长担当的义气。

　　前不久，在天津市和平区教育系统领导干部大会上，上任不满一个月的该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明建平为教师“减负”立下新规，深受校长与老师们的拥戴和欢迎。

　　如果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都能像天津市和平区那样，主动精简会议，砍掉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东西，为校长、老师松绑，同时对于来自外界对校长、对老师不搭边的一些任务和安排敢于拒绝，就能够给校长和老师们营造一个可以心无旁骛地教书育人的氛围与环境。

　　教师职业要收获幸福，教育要变得更加美好，唯有对教师实现真正的减负。可以这样讲，教师负担不减，教师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也就难以落实，教育成为强国之基便是一句空话。

　　来源：《教师博览》原创版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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