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面临一个领先世界的机遇，但是我们缺少胆量
作者 | 刘巍
来源 | 教育思想网
“智能机器时代，人再变成机器已经没有意义。教育应当让人成为人，更加成为人。”
6月15日上午，美国堪萨斯大学教授赵勇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LIFE教育创新峰会上说。
2010年，赵勇被美国《技术与学习杂志》(Technology&Learning Magazine)评为2010年全球教育技术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目前，他是美国教育技术和创业教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他在接受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专访时说，人工智能时代将是一次全新的工业革命，它将重构人类与科技的关系，人与工具的关系，也就是具有海量知识的机器人的关系，人类教育将被迫进行彻底改革，以培养出适应新时代的人才。
回顾历史，晚清帝国正是由于没有赶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潮流而被击败。在这之后的180年，中国都在持续追赶世界前进的脚步，其间屡经波折。现在一场新技术革命正在发生，世界各国的教育模式都需要变革，这是一次刚刚鸣枪的赛跑，而比赛的起点就在于中国教育改革的决心与胆量。
“我表达乐观与期望，我们面对着一个超越世界的新机遇。”赵勇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能做到。”
“教育的本质是一个相互超度的过程，相互创造价值的过程。对中国教育的众多抱怨是因为相互超度变成了相互蹂躏，老师不愿意，学生与家长不愿意，但是考试绑架了教育，家长头脑中的‘学而优则仕’的文化绑架了教育。”
“我今天就是来讲如何解决教育相互蹂躏的问题。”赵勇说。现在批评没有意义，在大转折时代，要做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突破。
以下为专访实录
Q:21CEDU
A:赵勇
中国教育改革面临“弯道超车的机遇”
Q1
对于人工智能时代，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主张教育要面向未来，因为简单劳动将被机器替代，最近的中美贸易战使华为陷入困境，而任正非担忧的却是中国的基础教育。任正非还说，中美贸易根本的问题是教育水平。你如何评价任正非的担忧?
赵勇：我觉得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特定的人才需求，比如中国历史上的科举维持了几千年农业大国的稳定，但科举也破坏了人才的多样性，等西方开始工业革命，我们就落后了。在明末的中国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工业革命的条件都具备，但是我们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我们只有一样的、同一种人才，就是科举选拔出来的。我们的传统是对科学技术不注重，这就导致人才的单一化，这种情况赶上历史转型期就发生了大麻烦。任正非讲得就是这个道理。
我现在认为中国面临一个很好的机会，人工智能是又一次全球性的历史大变革，谁敢于最先革新本国的教育体系，谁就能够引领潮流，目前的情况是，各国教育的体制对于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可以说都统统落后了。
我认为，中国面对创造下一个教育生态的机会，但我们还缺少胆量。我觉得现在中国最缺的是独立创新的胆量。现在的家长还是崇拜西方教育，以国际学校的方式引进美国的教育、英国的教育，这种引进不能解决问题，西方的教育也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这些教育从本质上说已经落伍了。
我一直批评西方教育，我抨击西方的教育改革只是修修补补。在人工智能时代就看到这样一个机遇，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有没有胆量去创造新的教育范式，而不是一味拷贝或模仿。
Q2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学生缺乏创造力，目前只有一个人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而经济体量与人口比我们少的日本，却有很多，有人说这是中国教育的失败。
赵勇：这个说法有些道理，但诺贝尔奖并不能成为一个衡量创造、创新人才的标准。人才培养要多元化，高科技的发展需要很多的条件，需要长年相对稳定的投入，这是一个基础和前提。
新中国建国以来，经历了很多波折，我们真正有钱是最近十年，在近十年才开始投入，我们还没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对教育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理解误区，要培养一个乔布斯，或培养出一个诺贝尔科学奖，但(国外)没有哪一所学校说要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最顶尖人才不是刻意培养的，这样的人才是自动生成的，我欣赏老子的观点—— “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就是要让他自我成长，不要阻碍。
不能说从小学就开始培养获诺贝尔奖的人才，不能在小学就把莫言这样的人选拨出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一直是为社会服务，它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东西，但人才本质上是不可以计划的。
拿美国来说，它不是培养人的创造性比我们强，而是没有我们扼杀得成功，我们教育扼杀创造力非常成功，我们培养人才太单一，千军万马过高考的独木桥，绝大部分学生都浪费了天赋与成长机遇，人的创造力都是天生的，如果你在小学就把它扼杀，它基本上就很难恢复。
Q3
在你的著作中，对中国教育改革一度比较悲观，但刚才你说只需要勇气，我们可以实现弯道超车?
赵勇：我对中国教育比较悲观，是源于我的观察;国内对教育不满意，有钱人把孩子送到国外，也有办国际学校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新科技革命，无论国内国外，中西方的教育模式都需要大的变革。目前，国内大部分人还在拷贝，请国外的人帮我们办教育，比如北京版的英国中学，还是在模仿，而模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认为一个根本的变化在于，全世界教育已经不是相互借鉴就可以进步的年代。目前全世界的教育模式都落后于新的时代，每个国家的体制，目前都在尽量修修补补，由于存在国家竞争，东西方就相互借鉴，尤其是中国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这样就对西方教育界产生压力。这种思维是假定过去的做法还是有意义的，就像我们大家都比照着别人的马车，改进自己的马车，但问题的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汽车。
这样就需要一种勇气，目前中国家长的思路也是绑架教育的力量，我们总是在应试教育这条大路上一路狂奔，无远虑必有近忧，但我们老是近忧，没有远虑。其实我们对教育的投入已经不少。 虽说每年的政府投入还不如发达国家，但把中国家长的投入加上是很可观的。
Q4
你的意思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人工智能的影响，以及全世界都在进行一个大的调整，身处在巨变之中，我们必然也将有大的选择，这样就有了机会。 只要有勇气，就可能抓到这个机会。
赵勇：是的，我们确实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机遇。
“对中国教育的前景谨慎乐观”
Q1
你目前对中国教育的前景表示乐观?
赵勇：也不能说完全乐观，因为我不知道改革需要的勇气有多大，或者什么样的人来做这件事，其实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时机已来。但历史的发生还要看具体人的做为。
目前中国社会延续下来的既得利益很庞大，所以我希望有志之士能够站出来。 比如腾讯这样的公司有很多创新，他们为什么不能在教育上创新?这种创新要不同于过去，不仅仅是修复过去。 纯粹地对于过去的修修补补，不能解决问题。
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认识到，我们已进入一个新时代。我们需要新的教育，而新的教育会根本解决中国家长们的忧虑。一个社会的发展，也需要人才的多样化，这样才能产生创新。
Q2
中国近代以来多次经历巨变，辛亥革命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人们也产生过很大的希望，包括100年前的1919年，新文化运动发生，杜威的教育思想普遍传播，这些都是巨变的时代，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有勇气的选择，但我们还是没有做到。
赵勇：教育既属于文化，也是文化的体现。 现在应该说，我们没有充分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方面，却事与愿为地把糟粕发挥得很强大，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当然有糟粕，也有优秀，但是我们在糟粕方面替代得不够，1919年已过去100年，我们的封建帝制文化仍然存在，大多数人还是期待由别人来规划命运，事实上他们很高兴有被别人选择的机会。
在东方，别具一格的、创新性的人才似乎总是没有一个宽广的出路，但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并不是这样，所以我认为中国历史也经历过文化充满活力的时期，人才可以自由选择。如果观点不同，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不至于完全没有工作。
同时我注意到，目前的中国社会已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其实一个文化的演变不在于抛弃，而在于创造，我们花费了太多时间去批判，我觉得目前更重要的是——去开创。
苹果的智能手机一旦产生吸引力，大家就不使用诺基亚了。苹果没有批判过去，而是做出了新的手机，告诉人们未来就是这个样子。
Q3
但批评也可以使人们找到前进的方向。
赵勇：我一直批评美国、澳大利亚的教育，但我不可能让当地政府完全改变现有体制，既得利益太大了。但上个月，美国州长协会(美国教育是由州长管)邀请我去谈教育的未来。他们也开始变化。我相信任何一个政府，最终会调整政策，到时他就会寻找具体可行的办法。
当年没有小岗村，我们就没有改革的具体路径，小岗村先行一步是很困难的，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没有小岗村，就没有后来的包产到户，或者历史进程就不会这么快。所以批评不等于有了解决方案，重要的是走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来。
我特别想强调，就是人要去做一种和别人不同的突破，而不要去迎合，也不止是去批评，其实在转变的时代，批评的意义已经不大。
我觉得中国教育所谓的仁人志士很多，看到问题的很多，但是有勇气能坚持，可以做到的人不多。
挣脱“历史的包袱”
Q1
你对中国一些名校的改革并不是很认可?
赵勇：一些名校校长能讲出很多极具前瞻性的教育理论，但是这些名校到底对学生做出了什么贡献?或许它们就是在一定范围内掐尖，同学们本来就会考试，你只不过给他加了把油，如果学生随机分配，是否还能做出同样的成绩?
教育ZD的价值是能够帮助弱势群体向上流动，这是教育的本质。就一个国家而言，是要看最贫困的1/4学生的教育机会。
这是政府可以做到的。每个家庭天然存在差异，政府要负责实现教育公平，因为资源多的人自然会照顾自己。从全球看，学校和教育基本上没有摆脱家庭环境的影响。但真正好的教育，一个孩子的成长不应该完全受到自己出生背景的影响。
Q2
中国的特点是我们在主流很难改变，所以被迫在边远的地方，比如范家小学这样大山里的学校找到了教育改革的机会。
赵勇：历史包袱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成功，成功后你肯定会沿着既有的路线走， 不愿意再冒险——PISA测试成绩好，反而绑架了中国教育。2009年与2012年，上海中学生在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测试中排名全球第一，这种情况下就难以发生改革。所以说这就非常危险，中国教育容易被过高的PISA成绩所绑架。
历史有必然趋势，但是如何发生，由谁来引导并走向那个方向，都是不可确定的。中国教育也出现了很多波动，或者说改变，一会向这边走一点，一会又向那边走一点，在这个过程，我发现教育有了改变的可能。
未来的变局可能由教育产业暴露的问题引发，中国高考体制及其激烈竞争养活了很多的公司，它们中的一些成为了现有教育体制的“帮凶”，据说，有些公司还向很多校长教师输送了利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这些公司一旦暴露问题，就会引发社会关注，家长要求转型的决心就非常大。比如红黄蓝幼儿园出了问题，就引发中国幼教市场的全面整改。
Q3
但是目前来说我们仍无法改变高考。
赵勇：中国教育管理机构从90年代就提出为中小学生减负，1994年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其实我们从上到下，每个人都认识到教育存在弊端，多年来也一直喊减负，但这也说明负担一直没有减下来。
中国政府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为什么我们老做不起来?中国学生到了大学已经失去创业的动力，创造的勇气，创新的素养。
我们太注重教学，而忽略了教育。 教育是一个长期目标，教学是一个短期目标，中国学生放学回家还需要家长监督，今天背了多少英语单词，这个字如何发音?其实英语不是这样学的。
我们只考虑背单词，掌握语法，学生接触英语的量太少了。这实质上损害了孩子学英语的兴趣和信心，他很容易就不想学了，一旦不想学，他就应付你，所以英语就不可能学好。
Q4
今天你还是比较乐观的，人工智能、中美贸易战都会引发大家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思索与希望。
赵勇：我希望中国教育改革开创出新的格局，但是乐观并不等于它会发生。我乐观的原因是历史的大转型往往引发大变化，人类迎来了一个大变动的年代，这其中也确定会有一些人的利益受损。
虽然对于个人会产生很多麻烦，但既然身处这样的时代，人们就只能选择乐观，同时希望教育可以改变，因为这是我们为未来做准备的最基础的手段，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改变一定到来。这是我的一个希望，同时我也希望大家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明天要积极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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