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日本战后崛起的“教育起跑线”是什么？
2023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我们中国三十人论坛赴日教育参访团一行三十人，在日本东京过了一个特别的国庆节。
上午，我们匆匆游览了皇居二重桥和东京塔，便赶到东京大学。因为我们和著名教育学家佐藤学约好了共进午餐。
来到东京大学后，我们小转了一会儿校园，便走进餐厅。不一会，佐藤学来了。他个子不高，和看到过的照片上他的样子一样，宽大的额头，蓬勃的头发，眼睛、鼻子和嘴巴都比较大。简单几句寒暄后，他坐了下来。
我拿出特意带来的《静悄悄的革命》一书，他一看就笑了起来，并知道我的用意，便拿出笔非常认真地在扉页上写下一个大大的“学”字和“佐藤”二字，然后又认真地写上日期。
我表示感谢，又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拙著《爱心与教育》双手奉上，说：“这是我的一本小书，请指正。”他接过书，打开扉页，上面写着：“佐藤学先生，中国教师感谢您!李镇西 2023年10月1日”他点头微笑，和我握手合影留念。
我们一边吃饭一边闲聊。当然是我中文他日文，他身旁坐着翻译。
聊到教师学历，他问：“中国的中小学教师中是不是已经大多是硕士博士?”
我说：“有博士，但并不普遍，主要是集中在大城市的名校，硕士学历的老师确实越来越多，但也不是多数。”
他说，日本的中小学教师学历很低，可能是世界上最低的。
又聊到教师待遇，他说日本的教师待遇过去还可以，但现在不高，低于世界教师工资的平均水平，而他们的工作量非常大，每天工作12-13小时，周课时四十多节。
在聊天的时候，佐藤学谈吐自然，手势潇洒有力，时而紧锁眉头，时而开怀大笑。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内心，感觉他非常纯真。
下午两点，在东京大学一个演讲厅，佐藤学教授为我们做讲座。
我担任主持。我说：“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的日子。我们一群中国教育工作者以学习的方式过了一个特别的国庆节。我们来到了日本，考察日本教育，来到了佐藤学身边，聆听佐藤学教授的讲座。对于佐藤学，中国教师并不陌生，因为他的《静悄悄的革命》是无数中国一线教师的案头书，他所倡导的‘学习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许多学校最生动的课堂形式。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佐藤学先生为我们做讲座!”
在掌声中，佐藤学开始了他的学术演讲。
他首先向大家表示欢迎：“今天能够为大家分享教育思想，我感到非常荣幸。我首先祝贺中国国庆!中国革命给亚洲带来希望，尤其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以腾飞，将来将是领导亚洲的力量。现在中国日本关系不太好，我个人非常希望中日关系良好发展，并愿意为此尽我最大的力量。”
他说：“我和中国发生关系是在2000年以后，年轻时以美国为重点研究，接下来是欧洲各国。没想到后来和亚洲有这么大的联系。现在中国一半以上的省我都去过了，去过300多所学校。”
他谈到了他和中国建立联系的第一本书是钟启全教授的《课程与教师》。他说：“这本书被称为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转变的理论基础。
2002年我的《静悄悄的革命》被翻译到中国。到现在印刷了200万册以上。”
说到这本书，佐藤学显然很自豪。他说这本书的理论已经在北师大附小、清华附小和中国许多学校付诸实践。
他一边讲述，一边展示一些和中国交往的，特别是他获得明远教育奖的照片，他说：“2019年，我荣幸地获得明远教育奖。”
他介绍了自己的“学习共同体”理念：“我这个想法有30年了。这个理念是一个系统，是把孩子变成互相学习的团体。老师们也成为互相学习的团体，，包括家长、市民都一起共同学习。我希望能保证孩子们一个都不能少地接受教育，而且教育水平也得到提高，教师也如此。我认为，80%以上的家长要参与教育。”
但他对现状表示遗憾：“现实的学校并非如此。很多学生放弃学习，很多教师也很累，放弃了努力。很多家长市民对学校抱有不信任感。这到底怎么解决?这需要哲学、教育学相结合的体系。”
为此，他提出了三大哲学：“首先是公共性哲学。学校必须是开放的，教师也必须是开放的，让学校成为大家的学校。其次是民主主义哲学。我这里的民主指的不是投票，而是一个都不能少地都成为主人公的学校，孩子们是学校的主人，教师也是学校主人，家长也是学校的主人。不管有多少的声音都能发出，并被人听到。第三，卓越性追求的哲学。教学要追求最高水平的质量，让孩子能够通过跳跃达到这个高水平。”
他接着说：“为了实现这点，就需要一个系统。这个系统首先是互相问的环境，不是大家说，而是大家倾听。所以我的教育也被称为‘聆听教育’。聆听他人的声音是学习的起点，他人的声音是自己学习飞跃的机会。小朋友之间、老师之间、家长之间互相聆听的环境需要营造。所以，我希望建立一个聆听的教室。目前在日本有300所这样的实验学校，还形成了3000所学校的网络。我们这是面向未来的21世纪的学校。”
通过PPT上的，佐藤学向我们展示日本小学生学习的样子，还介绍了一个最困难最混乱的学校，因为通过建立“学习共同体”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本来是当地学生学习能力最差的学校，后来变成了最好的学校。
他还向我们展示了老师们的照片。他介绍说：“这是老师们参加学习会的情况，大家在一起探讨。在这儿，重点是不对老师评价，也不提建议，只是平等地探讨，探讨学习的可能性。于是老师们有了飞跃性的提高。具体用什么教学方法是老师的自由，正确的方法有一百种，我们的目的无非是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用什么方法由老师决定，由老师一起来研究。”
佐藤学还提到了中国的学校：“这是中国一些学校的‘学习共同体’学习情况的照片。这些学校都成了当地最好的学校。”
接着，佐藤学回顾了教育探索的历程，说：“日本的课堂改革推迟了25年，中国也同样落后了25年。老师在上面讲而学生在下面听的教室是19世纪的教室。学生为主的课堂结构教室是21世纪的教室。这种变化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因为全球化的关系，劳动力市场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劳动力不再是纯粹的体力而是朝知识性方向变化。而过去那种教室布局是培养简单劳动者的安排，无论哪个国家，以后单纯的劳动力是找不到市场的。但现在中国的教室基本上还是19世纪的，日本也如此。目前在全世界，只有朝鲜、越南、中国，还有日本，还有这样的教室。”
他展示了一组澳大利亚小学和加拿大小学一年级的照片，说：“现在他们已经不用黑板了。全世界的教室正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现在连中东、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新加坡、墨西哥、中国台湾地区的教室都发生了变化。探究和协同是关键词。19-20世纪的教育主要是理解知识，21世纪的教育是探求性的学习。19-20世纪的老师是教的专家，现在应该是学的专家。四十年前，我对20多个国家进行调查，发现一节课一个老师大概讲80%的时间，现在是20%的时间，很多时候都是10%。80%的时间是以学习为中心。在挪威，如果老师讲课时间超过了整节课时间的20%，就要被扣工资。在英国如果还以19世纪方法上课，要罚款。不进行这样的变革，孩子无法适应将来，这个国家的经济必然发生衰落。
19-20世纪的老师用嘴工作，用写板书工作，而21世纪不用嘴巴，用耳朵、用眼睛、用大脑工作，是学生学习的设计者和协调者。这是现在的老师在课堂上的主要任务。”
佐藤学分析了中日两国落后的原因，他认为两国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中国三十年前的经济很落后，当年的GDP是现在的21%，因此当时即使想改革也做不到，因此落后了。而现在则有实力因此必须进行教育改革。而日本三十年前是日本经济最强的时候，当时世界上30个最强的公司，有20个是日本的。所以三十年前的日本完全没有危机感，没有感觉到改革的必要性，等感觉到已经来不及了，日本教育已经落后了，所以，现在日本经济下降很多，原因就是没有进行教育改革。
他强调，中国现在必须进行教育改革：“如果中国现在不进行改革，将发生和日本现在一样的情况，一旦发现应该改革了，却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就来不及了。但中国班级的人数太多，中国是45人，日本是40人，而世界平均每个班级的人数是20-25人。当然，中国现在的班级人数开始发生改变，北京上海开始减少，但班级人数依然很多。”
他又谈到了日本教育曾经很受重视，教师很受尊敬，学校曾经是人生获得成功的基础。但后来学校成了一个让人失败的地方。教师的素质越来越低，日本教师的学历是世界上最低的。而教师每周工作量却很大，每周工作30-40课时，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而且没有加班费。现在日本的学生也很厌学。教师参加培训的时间也很少，因为工作量太大，无暇学习。日本教师的培训费可能只是中国教师的十分之一，一个学校一年的教师培训费是两万日元。在日本的学校，校长管不了人事，人事是上级决定。学校成了基层官僚组织。”
佐藤学呼吁：“学校必须改变，需要专家共同体。在美国所有的校长都是教育学博士。学校除了应该有专家共同体，校长还需要高度的自主权，而日本校长没有。每周都有许多会，不断地开会。事务性工作太多。因为缺乏专业的领导。教师的专业成长没有实现。我提出‘学习共同体’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校长一定要有梦想、有理念。现在虽然有了电脑，但电脑并不适合探究性学习，活的学习必须通过人与人的沟通。”
他又谈到中国的教育：“中国学校有其特殊性，比如小学有单独的学科教师，世界上只有中国是这样。我觉得小学教师还是应该是全科教师。中国学校规模大，是世界上最大的。欧美学校规模都是130人以下的，这是因为校长可以了解每一个人，学校规模的极限数字就是130。日本是150人，中国是几千人甚至更多。当然，中国的校长和教师比日本优秀，中国用于教师培训的经费也很多，每个地区的教学指导研究机构很多。有教科院，教研室，这个体系很好。还有特级教师、专家教师，日本却没有这些。虽然这会产生教师之间的等级，但总的说来是好的。中国教师特别重视哲学和理论，日本老师不会读这些书。他们是凭心情来教书。”
最后，佐藤学说：“中日学校都应该摆脱竞争文化，提倡协作的文化。而竞争在目前的中国还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日本会允许学生提出不同的想法，包括错误的想法，大家会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中国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个人主义的国家，中国的个人主义是世界第一，只关心自己的情况，不管别人。如何克服这种情况?协同文化是一种途径。希望未来的课堂，都能是充满民主、平等、协作的‘学习共同体’!”
佐藤学在大家的掌声中，结束了讲座。
他坐下后，杨东平教授做了简短的回应——
谢谢佐藤学先生!多年来，你一直从事教室和学校的改造，方法是很特殊的：亲自走访指导上千所各类学校，由此提出一些全新的命题，如将注重效率和整体的教学改变为“学习共同体”，宣传“学习的革命”，等等。
您特别重视“课堂的革命”，这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在中国的感受，学校的革命、教育的革命也许同样重要，否则课堂的作用难以体现。在中国，主要的问题是学校、教师没有自主权。也就是说，既要自下而上，也要自上而下，不知日本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您访问了许多中国各地的学校，想问一下，你觉得中国与日本的中小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中国教育的下一步应当如何考虑?我们是民间的教育访问，不是政府、官方的。
同样，日本的学习革命从可以看见的方面，成效巨大，包括每年产出一名诺贝尔奖得主。在你看来，它的挑战、问题是什么，哪些是值得中国借鉴的呢?
杨东平教授提的问题很多，也很大，佐藤学先生显然不可能立刻回答，但他还是很真诚地说：“我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愿意竭尽我的全力。我全世界跑下来，我播下种子的地方，一路都在发芽，让我们大家都来播种吧!”
这几句发自肺腑的话，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用更加热烈的掌声向佐藤学先生表达敬意。
按程序，我这个主持人也应该有所回应。我说——
佐藤学教授在中国一线教师中享有崇高的学术威望，他的《静悄悄的革命》一书影响了千千万万普通教师的课堂。今天，我见到佐藤学先生后，还感受到了书中所感受不到的他的人格魅力。中午和他共进午餐时，他和我们聊天，表现出一种善良率性的品质，有着婴儿般的纯真，或者说有着一颗赤子之心。我想，这应该是所有真正教育家的品质吧!
刚才，佐藤学先生的讲座对中日两国的教育做了详尽的对比与分析，他谈到了两国教育各自的弊端，也谈到了克服这些弊端的建设性意见。他对日本教育的抨击让我有些意外。当然，我知道佐藤学的教育理念在日本有不少实验学校，就像在中国也有不少佐藤学所倡导的“学习共同体”学校一样，但毋庸讳言，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这种体现佐藤学教育主张的学校都不是主流。
于是，我不由得想，既然日本教育的主流这么糟糕，那我们来日本学什么?是来学习日本教育呢，还是来学习佐藤学的教育思想?
我想，可能更多的是学佐藤学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无疑是领先于时代的。正如他刚才所说，他考虑的是21世纪的教育。佐藤学先生的教育思想体现于他的教育主张，即建立“学习共同体”，这在他的大作《静悄悄的革命》中有详细而生动的阐述。
这本书大家都读过。佐藤学所提出要建立的“学习共同体”有三个关键词：活动、合作、反思。我不想再次重复书中的精彩观点，但我想强调指出，“学习共同体”的本质，是将传统课堂中人与分的关系，还原为本来应该有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说，教师的眼中不能仅仅是分，而应该是人。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大家”，而是具体的孩子——佐藤学在书中专门说了，课堂不存在大家，只有一个一个的人，而且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与众不同的。只有抓住了这人与人的关系，才抓住了教育的本质。
我特别欣赏佐藤学在书中对“学习共同体”的两个比喻。一个是“服装剪裁”，一个是“交响乐团”。所谓“服装剪裁”，就是根据每一个人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创设课程，就像裁缝的量体裁衣一样，表现出对每一个人的尊重与适应。所谓“交响乐团”，就是课堂上应该有不同的声音发出，表达出不同的意见、观点和想法，彼此呼应。
既然佐藤学先生提倡交响乐团式的教学，喜欢课堂上的不同声音，那么，我想在这里斗胆向佐藤学先生谈点我不同的想法，算是与先生商榷。
刚才佐藤学先生对中国教育不吝赞美，我很感动，我也觉得中国教育有不少地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有些佐藤学先生所赞美的优点，在我和我们中国许多一线老师看来，恰恰是中国教育的问题。比如，佐藤学说，中国的教师会得到许多部门的学术帮助，因为每个地区的教学指导研究机构很多。但我认为，这恰恰是目前不少中国教师最反感的一点，也是中国教育在体制上的弊端之一。因为“婆婆”太多了，许多“支持”与“指导”的部门机构，恰恰让下面的老师失去了科研的主动性。老师们很多时候都是在被动应付，而且需要应付的部门又很多。比如，教育局的德育处、中学处(管中学教学)、小学处(管小学教学的)要给学校布置许多任务，教科院要给学校布置许多课题，还有教育学会……而且中国的各级教科院和教育学会，并不是上下级关系，也就是说，市教科院并不属于省教科院所管辖的下属机构，教育学会也是如此。那就是说，市教科院、省教科院、市教育学会、省教育学会都可以同时给学校下达课题、会议、活动的通知。在这样的体制下，老师们承受着太多的任务压力，学校也失去了教育科研的主动权。老师们想的不是解决自己面临的课堂问题，而是“研究”上面下达的“课题”，所以，佐藤学先生所说的中国教育的这一“优势”，恰恰压抑了学校主动发展的活力，遏制了教师主动成长的生命力。
另外，佐藤学先生还批评“中国的个人主义是世界第一”。我有点惊讶，不知佐藤学先生是在什么意义上用“个人主义”这个词的。我认为，得出“中国的个人主义是世界第一”这个结论完全和事实不符。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个人主义在中国是一个贬义词，随着改革开放后“人”的解放，个人主义不说是褒义词，至少也是一个中性词。按我的理解，个人主义主张重视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保护人的权利，尊重人的个性，鼓励人的创造性……而这些在目前的中国，恰恰还不够充分，怎么能说“中国的个人主义世界第一”呢?佐藤学先生批评“中国的个人主义世界第一”的例子，是中国太多的自私自利现象，那不叫个人主义，而叫极端的利己主义。用钱理群教授的话来说，叫“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与利他行为是不矛盾的。我在想，是不是我们理解的个人主义，和佐藤学理解的个人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或者说，是翻译的问题?
一本好书，和一场好的报告，不仅仅能让人从中学习到好的思想，同时还能让人从中受到启发，产生不同的观点，进而与作者展开争鸣。我这些想法也不一定正确，但都是由佐藤学刚才的讲座所迸发出的思想火花，因此，我要真诚地再次感谢佐藤学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如此精彩的讲座!
尽管我近乎“吹毛求疵”地向佐藤学先生提出了质疑，但这一点都不影响我对他的尊敬，不影响我对佐藤学先生教育思想的高度评价。我真心希望，在中国有更多的中小学一线老师能够学习佐藤学的教育思想，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建立“学习共同体”，让中国的校园来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以实现教育本质与起点的回归，实现人的解放。
告别了佐藤学，离开了东京大学，我的耳边还响着佐藤学先生的话：“我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愿意竭尽我的全力。我全世界跑下来，我播下种子的地方，一路都在发芽，让我们大家都来播种吧!”
是的，“让我们大家都来播种吧”!
2023年10月2日上午，我们来到东京都北区立王子小学参观。
在车上，一位中年女导游给我们讲了她儿子的读高中的求学经历。她老家在西北，后到东部某大都市工作，但因为没有当地户口孩子不能报考高中，除非孩子读职业高中。她说：“如果我孩子的成绩只能读职业高中，我也认了，但孩子成绩优秀，他想读普通高中然后考大学。”但政策却让孩子必须回老家读高中，或在在当地选择读职高。万般无奈之际，她找到一个机会，带着儿子来到了日本。儿子在日本毫无障碍地顺利读上了高中，三年后因为成绩优秀而考上日本大学。
因为该校最近发生了流感，我们刚下车便戴上了口罩。
校长原田先生在校门口迎接我们，然后领我们走进一间会议室。本来我们已经被告知，进学校的室内必须脱鞋，我们也准备了拖鞋，但到了会议室门口，校长说我们不必脱鞋了，只需将鞋底用门口的湿毛巾擦拭干净即可直接进去。
桌上已经摆好了点心、茶水和小礼品。我们坐好后，王子小学校长原田先生简单致辞——
大家好!
我校明年建校150周年，这样悠久历史的小学在日本也是稀少的，现在我们正在准备150周年校庆活动。
一会儿我将带大家参观我们的小学，然后也会参观中学。我们的小学目前有800名学生，分为24个班。在这800名学生中，有六七十名外国学生，其中中国小朋友最多。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中国学生在我校读书，所以今天看到大家感觉非常亲切，再次欢迎大家。
今天早晨我跟同学们说，有来自中国的客人访问，同学们也很高兴。我们王子小学是与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缔结的友好学校。正因为有这样的关系，我们觉得我们之间的缘分很深，访问时，大家可以自由提问，我们深入交流。
请大家多多关照!谢谢大家!
原田校长致辞完毕，杨东平先生也简单致辞——
尊敬的原田校长：你好!
大家好!
我们是第一次来到日本的小学，但是日本小学的风貌品质，在中国有很多传播，我们在许多媒体上，看到许多日本小学生的身影。
我们对日本的小学有很多信息，比如我们听说日本小学生很少有作业，这在许多中国家长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虽然中日两国距离很近，但两国教育的交往还很浅，这次我们来了，王子小学在如此忙碌的情况下能够接待我们，我们非常感谢!
我相信，通过这次交流，我们对日本小学会有进一步的了解，比如你们的小学是不是也有俱乐部活动?我们今天来的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小学幼儿园，有校长有老师。他们也很有兴趣和王子小学进行交流。谢谢!
从会议室出来，校长带着我们转校园。
正逢课间，教学楼的过道上，一群孩子在踩高跷，孩子们踩着高跷一蹦一跳地往前跳跃，明显很熟练。在操场上，更多的孩子在自由活动，有的在打球，有的在奔跑，就是没有做课间操的。我本能地拿出手机想拍下这活泼的场景，但想到日本的小学是绝对不能拍孩子的，便把已经拿出的手机重新放回了衣兜里。
我很好奇地问校长：“你们学校不统一做课间操吗?”他说：“我们没有统一的课间操。”旁边一位女教师补充说：“但体育课上会做做。”
习惯了让学生在上午第二节下课后做整齐划一的课间操的我，对小学居然不做课间操多少有些惊讶。但仔细一想，课间，就是让孩子自由活动的时间嘛!我们却总是让孩子整整齐齐地做课间操，还要根据是否整齐来打分，根据学生的“精神状态”来评比，实在是没有必要。只要让学生自由活动，每一个学生都会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一旦做自己喜欢的运动，完全用不着“纪律”“评比”的约束和“激励”，他自然会全身心地投入，想不“精神抖擞”都不可能。
我们进入教学楼。因为日本的学校要尊重孩子，所以我们不能随便进班听课，只能在窗外看孩子们上课，还不能拍照。
经过每间教室时，我往里面看，果然正如昨天佐藤学所说，日本教室里的课桌布置还是传统的“秧田式”。
在过道里墙上，我们看到了不少令我们惊奇的，比如，有一幅图展示着孩子们的环保活动情况。一位老师指着上面的图给我们解释：“这是孩子们搜集瓶盖的成果展示。只要搜集83个瓶盖便能换一个疫苗(预防一种非洲疾病的疫苗，具体什么病我没听清楚)，现在已经搜集了41500个瓶盖，能为41.5个非洲人注射这种疫苗。孩子们这既是做环保，又是做公益。”
原来还有这么特别有意思的项目，“既是做环保，又是做公益”!
我还看到教师办公室外面贴着一张警示：“停止体罚，拒绝暴言!”
在一间教室的窗外，透过玻璃窗我们看到里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课桌，而是一个个类似于灶台的布局，老师告诉我们，这是上营养课的地方。我们没明白什么叫“营养课”，日本老师解释说，就是教孩子们做饭，做家务，而且还不仅仅是做饭，同时教给他们营养搭配的知识。有一个营养师，负责配置营养。这样的课还有专任教师的。
路过学校的厨房，我们看到里面的师傅正在炒菜。老师告诉我们，每个学校都配有一名专职的营养师，负责孩子们每天午餐的营养搭配。到了午餐时间，师傅将各个班的饭菜送到每一个教室，然后由学生代表分发给同学们。我原本还想问，学校会配送预制菜吗?看到这些我不问了，估计问了他们也不懂什么叫“预制菜”。
我们来到学校的图书馆，该图书馆10000多册书，室内的阅读环境特别温馨，但这点在中国许多学校也做得不错。但中国的不少学生却没有时间看书。我问管理图书的老师：“学生利用什么时间读书?”她回答说：“中午吃了饭有二十分钟的时间阅读。还有下午放学后，不过放学后学生们大多回家了。”我心想，每天就二十分钟阅读?她补充了一句：“我们的书都是可以让学生借回家阅读的。”我问：“学生回家没有作业吗?”她回答说：“学生回家都不做作业的，作业在学校就完成了。”
走过一年级教室的窗外，看到许多盆牵牛花，在阳光下特别耀眼。校长说，那都是孩子们自己栽种的，每一个孩子一盆花。是每一个孩子种的。
回到会议室，我们开始座谈。
校长说他会尽力解答我们的疑问，让我们提问。
侯长缨老师问：“小学在与家长沟通方面做了哪些事?”
校长回答：“在日本，有一个特殊的组织叫PTA，即家长老师和学校的协会主席。通过学校和家长的联结，家长自愿为学校服务。”
杨东平教授问：“在日本公立小学每五年教师就要轮换一次，王子学校也是如此吗?会不会影响学校的教育质量?”
校长答：“在日本的确有这样的制度，教师刚毕业做上五年左右，就会有一定经验，我们就会特意把这些教师再转到下一个学校，把经验带到下一个学校，这样每个学校的教育水平会很平均。做这件事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整体提高教师的能力和水平。”
一个老师问：“日本教师每天工作的时间大概是多少小时?校长如何关注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和教师发展?教师轮换对学校的挑战是什么?”
校长答：“我校老师的工作时长是早晨八点十分到下午的四点四十分，工作量很大，有时候还要加班到很晚。校长平时主要的工作是来回看学生的情况，关注孩子们上课的情况和老师上课的情况，关注学校的教学方针。关于老师的心理支持，主要是老师有什么事会来找我谈。在一年中一个老师平均有三次和我交流沟通的机会，我会帮助老师解决问题。教师轮换对学校来说，其实老师的所属并不是在学校，而是在东京都，学校需要什么样的老师，学校会给东京都提出。因此不是学校轮换，而是东京都有着这个制度。”
徐贵亮老师问：“学校有核心课程吗?教材谁定?”
校长答：“关于教科书，是国家出钱，学校去买，教材由文部省审定，教科书不会由学校选择，但老师会提出意见，转告上面，上面会根据这些进行修改。”
说实话，这所小学给我的感觉很平淡，在校长的介绍中，也没有“特色”没有“亮点”。但这是一所真实的小学。小学生作业很少，课间自由活泼，还能从事各种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活动，这样的学校不就很好了吗?
日本的学校不会给你谈你的孩子以后应该做什么。学校就是让孩子开心，培养各种能力，责任心，协调能力，等等。在日本的公立学校，孩子学习好恰恰不一点是好学生，因为分数根本不重要，学校也不会以分数评价学生。学知识只能去私立学校，即补习学校。当然，补习学校也有不同的类型，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学校只给学生一个综合评价，学习只是一个大体的评价，而且只占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更多评价的是关于社会能力、参加学校活动的积极性评价，等等。学校对学生的评价完全不能反映他的学习能力。
在日本，教育的机会是平等的，但个人收入的不平等，导致所受的教育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有多少收入，便享受怎样的教育。
日本的学校是不管学生学习知识和考试的。当然目前有些变化，少数所谓重点高中也开始向应试倾斜，但远不及国内明显和残酷。
私塾的应试非常厉害，也要排名次，考不好的学生坐特殊位置。当然，私塾也培养学习能力，不只是死记硬背。
我认为，教育是否成功要看孩子未来的发展空间和情感生活。现在中国的许多学生恰恰没有未来的发展空间，情感世界也是畸形的，比如中国留学生杀人的事件时有发生。
学生最受用的能力是三种：语文、外语和数学，这三个技能非常重要。当然还有地理和世界史知识。还有沟通和情感交流。
李金星——
我的两个孩子都在日本读书，日本教育对我冲击最大的是什么?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日本小学的俱乐部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俱乐部一年365天都开放，偶尔放假。对孩子来说，成年后的记忆更多的是俱乐部而不是他学校的班级。俱乐部对学生的提升不只是体育技能，还有社交、协调等能力的培养。
日本的小学生每年都要重新分班，就是把原来的班级打散，重新编班。小学班主任什么都教。我们在日本小学的运动场上可以看到，日本几乎没有近视眼。一个学校的近视眼往往只有几个。日本小学的小胖墩也很少。日本吃饭，点餐只点很少，保证营养即可，不会营养过剩。
日本公立图书馆非常发达，而且图书馆与社会都打通了。要了解日本教育不能单纯看教育，而必须同时看教育、议会、法院和图书馆。对一个社会的观察才全面。
日本孩子普遍比较自信，比较放松。曾有过一个关于职业选择的调查，孩子们写的都是打渔、司机、开蛋糕店，等等，没有一个说要做科学家。
日本教师的工资，据我了解，刚参加工作的每月收入折算成人民币大概有一万多，三十多岁的教师会有一万五，到了四十岁会有两万多。与此同时，日本教师的社会地位也是很高的，校长很牛，特别受尊重。
我感受到的日本教育的不足之处有，社区建设严重不足，他们的国际化视野不够，很少出去留学，因为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就是东京大学。
三位嘉宾分享完毕后，还回答了我们一些老师的提问——
问：“就教育而言，是日本卷还是中国卷?”
答：“日本也卷，但卷的面积更小，卷的人更少，5%-10%左右。不参与卷的人，社会为他们提供了相应的职业，收入也不少。”
问：“在日本，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
答：日本对教师的评价有一个严格的标准，而且得经过严格的资格认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鼓励学生创造性。另外所谓“好教师”不是因为教师个人的因素，而是因为他通过了资格考试和认定，资格认定就规定了教师必须要有这些素质。”
问：“为什么日本的小学会有全科教师?”
答：“日本小学之所以要搞全科教学，是因为学校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全面的能力，而不是具体学科的成绩。另外，日本小学模糊了分科的界限。在日本的学校，语文就是算术，计算不重要，而用语言把这个算式表达出来才重要。所以，日本小学的全科教学其实是跨学科教学。全科教学持续到六年级。当然，也不是一个老师教小学的所有学科，目前小学课程有语文、算术、理科(相当于中国的‘科学’)、社会(包括地理、历史、政治等知识)，图工(即图画和手工)，体育，家庭课(做饭、营养)，音乐等。有的学科，比如图工，是专门的教师。理科也是专科教师。”
问：“全科教师能够保证学生各科的学习成绩吗?”
答：“全科教师的逻辑就不是知识，而是学习，即重点不在于学生掌握了多么扎实的知识，而是学生的学习能力。因此，日本学生的计算能力和写作能力很差，想要考试成绩好就得单独上相关学校。”
问：“小学一年分一次班是怎么回事?每个学校都是这样的吗?”
答：“所有公办学校都如此，义务教育即初中以前的学生都每年换一次班。每年都重新分班。目的是让孩子接触不同的同学。如果发现某个班集中了学习特别好的学生，那这些学生必须分散到各个班去。教师的水平也都很均衡。
问：“日本学生的学习负担究竟重不重?”
答：“孩子回家基本上不学习。”
问：“学校如何评价教师?”
答：“学校对教师不评价，因为教师都很负责。”
以上记录并未经本人审核，如果有误，责任在我。但我自信总体意思不会有打错。
这三位中国家长说的都是他们的真切体验，我们从他们的讲述中感受到了日本教育与中国教育的许多不同之处。当然，他们的讲述与判断未必准确，但为我们观察日本教育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2023年10月3日上午，我们来到文京区青年广场b-lab参观考察。
b-lab建于2015年，是初高中学生每天都可以免费进入的场所。学生一般是利用课后、周末和节假日来这里参加活动。在这里，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时间，如锻炼身体或与同伴一起开展音乐活动。
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说：“我们主要是针对13-18岁的学生设计的，为他们提供可以自主活动的场所，并且以此锻炼他们的自主性和社会性。2015年4月开馆，早晨九点到晚上九点，都开放。这里有许多项目，比如做饭、舞蹈、音乐等等，学生们都可以在这里学。到这里来的人主要是区内的人，他们大多是中学生(注：日本的初中叫中学)和高中生(注：日本的高中叫高等学校)，中学生和高中生以外的人也可以用，但发生冲突时，中学生和高中生优先。”
她可能是工作不久，有些腼腆，说话声音很小，我断断续续记录了她的话。
另一位给我们作介绍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小伙子，说话就大方多了。他说，这里每天会有几十上百的中学生来这里活动，每年平均25000人来这里。2015年开馆八年来，来馆的人数已经达到20万人。
他说：“我们希望这里能成为让中学生身心放松的地方，让他们可以自己去从事一些活动。这里既是他们的家，又是他们的舞台。”
他还向我们介绍这里的职员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斜向的关系，既像是老师和家长，又像是朋友。既不是纯粹的上下级关系，也不是完全横向的关系，所以是斜向关系。”
所谓“斜向关系”，我估计是翻译得不好，但我大体明白了他说的意思，即“亦师亦友”。
这里每个月都要举办10-20场活动的讲座，有运动、乐器等等，同时，来参加活动的中学生也会参与这里的建设。他们通过与职员的交流，将想法告诉他们，让b-lab越来越完善，更好地服务于学生们。
他说：“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活动，中学生可以在这里遇到不同的人，结交不同的朋友，获得一两个可以让自己安心的爱好，从而获得自我肯定。”
b-lab是政府开办的，中学生和所有来参加活动的人都是免费的。
b-lab不是学校或补习班，只有学生们参与的项目，而没有任何课程，不具备通常学校的教育功能。这是作为公立教育以外的儿童青少年活动空间。
我有些明白了，这里相当于中国的青少年宫，只不过b-lab完全是免费的，而中国的青少年宫是要收费的，虽然是公益性收费。
下午，我们来到砂町小学。
去之前我们被告知，学校是不能随便拍照的，所以我们去了之后，尽量避免镜头对着孩子，只是拍校门或墙上的一些东西。
结果，我们在会议室坐好后，校长迟迟没来。听说因为我们的拍照，引起了校方的不快。翻译说，在日本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只要有一个家长举报，我们就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可我们的确没有一个人拍孩子啊!后来得知，不但不能拍孩子，成年人也不能未经允许就拍，包括墙上的文字。虽然有些没有孩子的形象，但说明文字里可能有孩子的姓名等信息。
我当时就忍不住说了一句：“太过分了!”
但稍微一想，对人家来说一点都不过分。这就是不同国度的文化差异。
过了一会儿，校长来了，陪着他的还有学区的一个“主要协调员”——当时我没弄明白，这是一个什么职务。
校长表情比较严肃，不知道是他性格如此呢，还是因为刚才的“拍照风波”。
他寒暄了几句，便请我们先参观校园，看看上课。
他带着我们走过操场，走过一间间教室。因为心有余悸，我们所有人都不再拍照，只用眼睛将一切“拍摄”下来。
说实话，他们的课堂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老师讲，学生听。很常规，当然也很沉闷。学生看上去都比较拘谨。
回到会议室，校长给我们介绍学校的情况。
他说，砂町小学建校已经132年，目前有453名学生，15个班。学校的培养目标是——诚实的孩子，有爱心的孩子，坚强的孩子，善于思考的孩子。
他说，我们学校的一天是从快乐开始的。八点之前开校门，早晨8：25开始上课，下午三点半左右放学。中午是学生自备午餐，饭后是午休时间，在校园玩儿。我们还有体育课，夏季有游泳课。孩子们非常喜欢体育课。学校每年都有很多活动：运动会，音乐会，六年级有日光移动教室(我理解，就是走出校外的参观访问和研学)，参观世界遗产，我们的学生在学习之余与当地社区互动。我们学校周围有许多商店，形成了“商店街”(估计就是中国所说的“商业街”)，孩子们在商店街也可以体验学习，为将来开店做知识准备。
简单介绍后，校长说，大家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可以提出来。
杨东平老师问：“刚才在听课的五年级教室，我发现有五个戴眼镜的，怎么回事?”
校长回答：“这是偶然的。”
杨老师：“学校是否开设英语?如果开设，几年级开始?”
校长回答：“有的，从三年级开始。”
杨海兰老师问：“我在一个班看到有九个近视眼，你是如何重视孩子的视力保健的?”
校长回答：“我没有特别做什么，但鼓励他们科学用眼，尽量保证学校环境和教室的明亮。”
徐贵亮老师问：“学校是否表彰成绩好的学生?”
校长回答：“文化课不作名次的表彰，但如果有某些专长，比如写诗写得好，可能有奖励。但对成绩不作任何判定的。”
杨东平老师问：“平时有没有家庭作业?”
校长回答：“有一些作业需要带回家做，有些需要用家里的材料做。这些作业一般都是半个小时左右做完。有时候只有算术作业，有时候只有语文作业，有时候两科都有，但总体的时间不超过30分钟。”
我问：“学校各个班有没有班干部?”
校长回答：“有的。”
赵群筠老师问：“对优秀老师有没有奖励?”
校长回答：“工资稍微高一些。”
钟雨菲老师追问：“优秀教师的标准是什么呢?”
校长回答：“对优秀老师评价的标准有：他上课是否讲得通俗?和学生关系如何?老师对课堂教学努力的程度等等。老师的教学成绩与教师的评价没有任何关系。”
我想，日本的小学本来就没有考试，也就不存在分数的“教学成绩”，自然不会与教师评价挂钩。
杨方熙老师问：“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是如何评价校长的?是每年评价一次吗?评价的标准是什么?”
校长回答：“教师要成为校长得通过考试，得看有关资历。上级对校长的考核每年都有，主要是看学校的课如何，看学校的管理能力，看报告书论文等等。”
徐贵亮老师问：“和你上学时候相比，现在的教育有什么不同?有没有想做事而没有经费的时候?教师的工资水平是高还是低?这种工资是否能够吸引更优秀的人加入教师队伍?”
校长回答：“现在的孩子接受的教育质量更高。至于经费，我们先做预算，根据预算来拨经费，根据经费来做事。我们是老校，想做的事一般都能做。老师们的工资是够用的，但老师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很多，因此工资还是不够的。”
有老师问：“教师有职称吗?”
校长回答：“教师没有职称。如果有特殊贡献，会有奖励。”
郭文红问：“教师周课时多少?老师几点上班，几点下班?学生每年都打散重新分班吗?”
校长回答：“我校教师每周25节课。上午八点到五点。每天五到六节课。四十五分一节课。的确，我们的学生一年重新分一次班，也有两年分一次的，但一年分一次的比较多。”
伍雷老师问：“请介绍一下贵校俱乐部的情况。”
校长回答：“小学没有俱乐部。”
王丹凤老师问：“教师五年轮换一次学校，这由谁决定?教师有没有选择和拒绝的权利?”
校长回答：“我们这里是六年轮换一次，由教育委员会决定，会征求老师的意见，但校长无权过问。”
徐贵亮老师问：“作为校长，您每天最愁的事是什么?”
校长回答：“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每天都在发愁的事是，我怎么才能让所有孩子每天都笑着，这就很难。比如，我要想孩子在家里有没有挨骂，有没有和同学吵架……如果有这些情况，我就要想办法让他们开心。这是最让我发愁的。”
杨海兰老师问：“您如何确保教师的幸福?”
校长回答：“我每周都设定某一天下课就必须把老师赶回家，不许在学校待着。另外，我主张备课时大家尽可能一起备课，以减少单个教师的负担。我尽量让学校变成适合所有老师的工作的地方，让孩子开心，老师也就开心了。让每一个老师觉得自己在这里工作是很自豪的。”
沈祖芸老师问：“校长每天花的时间最多的是什么?对明年的展望是什么?”
校长回答：“我平时要上课的，也要备课，还要帮助老师备课。我教的科目有体育、社会、图工。上课，这是我每天花的时间最多的事儿。对明年的展望是，我要进一步加深学校和地区的连接，不但让学生参加地方的活动，而且我们学校的活动也让周围的人来参加。”
我问：“您上课额外的报酬吗?”
校长回答：“没有。我的行动可以成为老师们的榜样!”
他话音刚落，我们都情不自禁鼓起掌来。
最后，按程序，由我这个所谓“团长”简短致辞。但我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而不是客套之词——
感谢校长接待我们，并带着我们参观校园，还为我们详尽介绍了学校的方方面面。让我们对日本教育特别是学校生活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和感受。
刚才由于我们不了解相关规定而给你们造成了一些麻烦，我代表大家向学校表示歉意!(翻译刚翻译完这句话，他马上摆手，表示“没关系没关系”。)
我特别想代表我们这一行人向校长表达敬意，您惦记孩子的笑容，关心老师的幸福，并亲自每天上课，让我们感动!也让我产生共鸣，并勾起美好的记忆，当年我做校长时，也上课的，而且也分文不取。在座有一位我当年的同事作证。
总之，教育无论国度，爱是永恒的!
再次致谢!
从砂町小学出来，我们直奔三砂中学。这时候，该校已经放学，许多孩子都在参加俱乐部，因此和参观其他学校不同的是，这个学校到处都是孩子们的声音。
经过一个初一教室时，我们被里面欢快的音乐吸引了，从窗口看进去，原来是一群女孩在跳舞。她们发现了我们，便很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去。
估计本来已经跳完，她们想特意为我们再跳一次，便重新打开录像。对着录像上的动作开始跳。她们脸上带着笑容，跳得很认真。我们也认真地看着。在我们欣赏的目光下，她们越跳越欢快。
结束后我们简单和她们聊了聊。原来，该校每周有三次这样的俱乐部活动，每次两个小时。这种活动类似中国中小学的社团活动，但他们的俱乐部是没有老师的，纯粹是自娱自乐。这点我有些意外，因为在我们的中小学，每一个学生社团都有指导老师的。
我们走出教室，他们非常有礼貌地和我们挥手告别。走到门口，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便折回去问她们：“你们有作业吗?”她们说“有的。”我继续问：“作业多吗?”她们笑着回答：“不多的。”我想，“不多”是什么概念?于是我不死心地继续问：“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女孩儿们互相看了看，然后叽叽喳喳地回答，翻译告诉我：“半个小时。”
回到一间会议室，为我们介绍学校的不是校长，也不是学校的任何一个老师，而且四位年长的志愿者。
刚才在砂町学校陪我们参观的那位“主要协调员”叫朝田邦夫也来了，他也是这个学校的志愿者之一。潮田先生先给我们说明：“本校校长在京都，因为校长不在学校，副校长就很忙，所以不能来接待我们。”
他给我们介绍另外三位老人：成冈有示(支持协会会长)、渡边直美(企业退休人员)，长谷川秀夫(企业退休人员)。
他特别说：“我们四个人的平均年龄，是80岁。”
大家都鼓掌向他们表示敬意!
我们不明白什么叫“支持协会”，朝田邦夫解释说，就是自愿支持学校的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往往是退休人员和大学生。
朝田邦夫说：“这个学校已经建校68年，三个年级的学生共394人。我们是学校的志愿者团体，这个团队主要是退休人员和大学生。”
他说，现在日本学校的主旨是要向社会开放，而不要成为封锁的学校。因此，学校要借助周围的力量与社区紧密联系。学校需要和社区联合起来，互相帮助，共同培育孩子。全方位培养孩子，需要学校、家庭和社区的协调合作。
他又说，不少夫妻双方都有工作，很忙，就希望学生能够更多地在学校待着。每周一三五都有孩子们的俱乐部活动。学校的俱乐部不是必须参加的，由学生自愿选择，但学校九成以上的学生都加入了俱乐部社团。
通过他的介绍，我知道日本中小学的特点之一，就是俱乐部活动。另外，他们的教室非常干净，都是学生自己打扫的。
朝田邦夫说：“政府为了保证学生的营养，从本月开始，学生午餐免费。”
在提问环节，几位志愿者老人为我们一一作答。
徐贵亮老师问：“学生的午餐费用是谁出?”
答：“区里出钱。”
徐贵亮老师问：“日本的高考是统一的吗?”
答：“既有统一考试，也有每个大学独立考试。”
有老师问：“为什么会成立支持会?”
答：“支持会是一个公益组织，我们小时候在这里接受教育，现在我们也希望为孩子们做点什么，便组织起来了。不是学校来找我们要求我们做的，是我们主动请求支持学校。”
周丹老师问：“在支持学校工作的过程中，最开心的事是什么?”
答：“入学考试时，我们给孩子做面试指导，听他们答案时，我们也会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在辅导他们的时候，我们想到了我们年轻时候，特别幸福。还有教他们时候，看到他们有进步，我很开心!我教学生数学，我专门教数学成绩很差的孩子，当他们答对了的时候，我很开心!”
2023年10月5日上午，我们来到静冈县厅本厅(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县厅即省政府)访问静冈县教育委员会(相当于中国的省教育厅)。
虽然我们是民间的教育考察团，却受到静冈县官方的隆重接待。静冈县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池上先生和日中友好协会会长西原先生迎接我们。双方握手时，他们通过翻译告诉我们，他们将这次活动安排在县厅最好的大厅举行。我们进去，看到前面还插着中日两国国旗，一下就有了一种“会谈”的感觉。
静冈县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池上先生首先致欢迎辞。
他说：“衷心欢迎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来到日本，来到静冈!”
然后，他谈到了教育目标：“我们的教育目标是培养有德之人——即心中装着他人，有社会责任感，并采取行动的人。”
他自豪地说：“静冈是铃木、雅马哈等著名品牌总部的所在地。我们要培养有德之人，有国际视野、对不同文化有理解的人。因此我们注重高校学生的海外交流。”
他谈到静冈与中国的交往：“1982年，静冈便与浙江省缔结友好关系，我们还有高校之间的合作。从2011年开始，还有20岁以下青年人的互相交流。今年，成都与梅州被确定为与静冈交流的东亚文化之都。今年九月下旬，我们恢复了与上海的通航，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来静冈。”
最后他说：“大家这次来是与静冈的教育人交流，非常可喜!希望大家在静冈度过愉快的时光!”
杨东平教授代表我们一行人致辞——
尊敬的静冈市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池上先生：
大家早晨好!
我们荣幸来此参观学习，和县教育委员会的同仁交流，感到很高兴。
一个地方的好教育，既要学校的努力，也要管理当局的努力，二者缺一不可。所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把地方教育体制改革作为重心。当时改革的重点，是改革放权，把自主权还给学校。这个改革到现在也还没完成。在中国相当多的中小学校长的权力还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很希望通过对静冈县的访问，得到一些新的认知。
我们非常高兴看到，静冈与浙江省建立了好友关系，今年又要与成都和梅州地区进行交流。这是令人高兴的消息。
中日两国关系源远流长，一衣带水，要增进彼此的了解，只能扩大交流。所以这也是我们这次访问的动机，通过访问学习来认识日本教育的真相。我们来的这几天，已经走访了一些中小学和大学。日本学生的自律、有礼、勤勉、勇敢等等，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相信我们今天的访问，还会得到一些新的认知。我们代表团其实是一个民间代表团，但我们的影响力不亚于政府。我们衷心希望通过这些活动，促进中日教育的共同发展。欢迎各位有机会到中国来访问!
谢谢大家!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西原先生讲话——
他感谢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的来访，他特别强调：“我们是在静冈县厅最好的会议室接待大家!”
他说他担任了14年议会的议员，退下来又去中国留学，“我去了中国100多次了。”听了这话，我们都鼓起掌来。
他说：“虽然现在中日之间有些摩擦，但不影响我们的交流。中日两个仅有的使用汉字的国家。我们希望加强两国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孩子之间的交往!”
参加这次交流活动的，还有静冈县教育委员会各部门的负责人。他们就我们的问题作了回答。下面是我不太完整的记录——
问：你们是如何对学生、教师进行评价的?
答：学年结束时，每个学生都有一张通知书，上面有该生一年的表现。主要从三方面来评价——第一个是从知识层面;第二个从技能层面，就是他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等;第三个是他的学习态度。这三方面主要是根据教育局制定的学习指导大纲来做出的评价。
教师是通过人事来评价的。教师先做自我评价，然后由学校上层干部即管理层，比如校长或者人事部给老师再做出评价。
问：2008年日本政府有一个教育振兴发展计划，请问十五年过去了，这些目标达成了吗?
答：抱歉，那个教育振兴计划的内容我不记得了，到底能够达成什么效果，我无法明确答复。但我们的目的是培养国际人才，我们一般每隔四年对有关制度进行修改，以适应时代的需求。
问：目前静冈县的高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
答：学生人格的形成和与人交流的能力、生活能力和社会能力还有所欠缺。我们会举办一些活动，比如运动会等等，给学生们创造条件，培养他们的能力。
问：高中压力很大，怎么让师生幸福，怎么提高老师的幸福感?
答：日本的应试压力并不如中国大，主要是就业的压力比较大。高中我们一般会聘请外国教师来教学生，这样可以减轻老师的压力。
问：日本的教育公平做得怎样?在教育公平方面，日本还存在什么问题，如何改进?
答：国家有教育大纲，下面执行的都是统一的标准，我们会定期视察，看是否按标准做，以保证学生所受的教育都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这里不存在教育不公平的问题。
问：有一些特殊孩子，政府有没有专门的机构帮助他们?
答：身体残缺的孩子，不能自由地来学校，我们有老师会去家里上课。有的孩子在医院治疗，老师会去医院上课。对于心理有问题的，我们有资源学校，这些孩子可以去那些学校接受教育。学校还有专门针对特殊孩子的教室。
交流结束时，杨东平教授代表我们将一座唐三彩陶瓷骏马赠给静冈县教育委员会，我也将拙著《爱心与教育》赠给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池上先生。
从今天开始，我将用几篇文章谈谈日本教育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和我感觉到的日本教育的弊端。请大家耐心阅读。
没去考察日本教育之前，我根据一些只言片语的传闻，感觉作为同属东亚文化的日本教育，应试教育的烈度不亚于中国，孩子一样卷。这次考察虽然只有一周的时间走马观花，我却感到眼花缭乱，觉得无法简单评价日本教育。我们考察了除幼儿园以外的大中小学，接触了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和家长，我还直接与日本朋友和在日的中国朋友交流。结果大家对日本教育的说法都不相同。
不过，有一个倾向特别明显，就是带着孩子去日本定居的中国人，对日本教育的评价很高;而我接触的所有日本人，对他们国家的教育评价却很低，包括佐藤学先生。
这是为什么?想了想觉得出现这两个极端也很正常。中国家长对日本教育的好评，是基于自己和孩子在国内的经历与到日本后所受教育的比较，就觉得比起中国来，日本教育简直不要太好。他们的感受是真实的，他们的依据也是真实的。而日本人说他们的教育不好，同样是基于他们的切身感受，所举例子也是真实的，尤其是日本民族是一个有着强烈危机感和忧患意识的民族，表现在教育上也是如此，有一种近乎苛求的不满意。那天佐藤学的讲座一结束，一位长期定居日本的朋友就告诉我：“日本教育没他说的那么糟糕，但我理解他，他这是一种忧患意识。”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日本教育究竟哪些是值得中国学习的?哪些是中国不可学的?注意，我这里有意避开了“优点”“不足”之类的说法。因为所谓“优点”“不足”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通俗地说，就是“好”还是“不好”。而所谓“好”“不好”是不可一概而论的。同一个现象，对日本来说是非常好的，但对中国而言则是不好的，那你不能说这个现象就是人家的“优点”或“不足”，只能说这是人家的特点。
比如，日本所有学校都要求换鞋而进，即无论学生、教师还是家长或其他校外来访者，走到校门口，一律需将鞋脱下，换成拖鞋，然后才能进去。有人说，这样特别好，校园清洁，环境卫生，是一种教养;也有人说，这样不好，让人拘谨，束缚了孩子的自由活泼。
我说，不能从中国教师的思维去评判“进校换鞋”是优点还是不足，这就是日本学校的特点，而且是基于整个日本文化的特点。中国人想学也不可能，文化不同，也没有必要学。
所以我用了“哪些值得中国学习的”“哪些是中国不可学的”这样的表述，意思是人家的特点在那里客观地摆着，无所谓好坏，关键是你取什么。
日本是一个多元社会，什么声音都有。无论从网上还是线下，我们都会听到对日本教育截然不同的评价。同一个现象，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比如，日本的教师地位，我就听到截然不同的声音：有人说日本教师地位很高，受人尊敬;有人说日本教师地位很低，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当教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我只能根据自己的观察得出自己的判断。
那么，日本教育有哪些是值得中国学习的呢?经过观察与思考，我梳理了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教育公平相对到位。
我这里说“相对”，就意味着不是说日本教育已经做到了绝对公平。一来我毕竟没有走遍日本每一个地区甚至每一所学校，不能把话说绝对了;二来世界上也没有绝对的教育公平。但以一位中国教育者的眼光看，日本教育公平的许多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和中国一样，日本也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不过比1996年7月1日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国早了49年。日本战败后的1947年就宣布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要知道当时的日本还没从战败的阴影中走出，整个国家还是一片废墟。而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足以证明当时的日本人是有何等的远见!
日本的义务教育覆盖全国，而且一个都不能少。大家可能已经听说过一个小岛上只有一个学生的学校。在一座名叫平郡岛的小岛上，一个叫洵子的女孩六岁了，她是随退休后的父母来到这小岛生活的。现在洵子该上小学了，但小岛的学校早就因为没有学生而停办多年了。为了保证洵子上学，学校开始重新装修。2012年9月，学校为洵子一个人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很多岛民穿着正装前来参观，洵子自豪地走到了礼堂的正中央，正式成为了一名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学校只有一位老师和一位校长，他们二人负责教授洵子全部的课程。
我想，也许中国也有类似的故事，张艺谋就拍过《一个也不能少》的电影。但如果一个村子学龄儿童越来越少，我们的做法更多是撤并村校，将各村的孩子集中在中心小学。这样既不方便孩子上学，也存在着安全隐患。
我当然知道，日本这样做是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中国目前达不到。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可人均水平还差得远。但是我们能不能将更多的钱用于义务教育阶段上学困难的孩子呢?
这次在日本，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的孩子从中国转到东京上小学，居然每个月还有政府补贴!我问他多少，他说大概相当于人民币500元。我问为什么要发补贴给孩子，他回答说：“鼓励大家读书呗!”日本近年来少子化现象日趋严重，发补贴的目的与其说是鼓励儿童读书，不如说是鼓励成人生子。但是，一个刚去日本一年的外国小学生也能和日本学生一样享受政府补贴，这不能不说是日本教育公平的一个微观体现。
那天在大巴上，导游给我们讲了她儿子的求学经历。几年前，她带着孩子在上海一家公司打工，因为户籍问题而不能在上海读高中。后来她带着儿子来到东京，非常顺利地读上了高中，顺利得令人无法想象。她说：“日本的教育没有户口制度，因此也就没有户籍簿和身份证，就算你是外国人，但只要你是适龄儿童，就享受和日本孩子一样的教育权利和福利!”
日本的教育公平还体现在其教育结构清晰，规则合理，让家长有不同的选择。这里的“教育结构”指的是不同阶段的教育和不同类型的学校，也包括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孩子所接受的不同类型的课程。
在日本，国立、公立和私立三类学校分得很清楚。国立的和私立的需要通过考试入学，而公立的中小学则是按居住地区分配名额，入学不考试。就读什么学校，都有公开合理的规则。这样家长就可以根据自己经济状况和孩子的特点有所选择。
中国的学校，虽然也有公办和民办之分，但很多时候界限并不清晰，规则也不明朗。比如，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一样不许有招生考试，公立学校(小学和初中)明面说不准考试只是就近入学，但实际上有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潜规则，通过金钱或权力破坏了教育的公平。
日本的小学和初中(不是所有初中)实行每年都将学生重新分班的制度，这也是保证教育公平的举措之一。当然，这不仅仅是保证教育公平，还有助于学生拓展人际交往和综合能力的培养。
所谓“教育公平”并不意味着教育过程的“一刀切”，相反，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实施“差别化”的教育，正是“教育公平”的题中应有之义。
比如我前面提到的星陵高中分为英数学科和普通学科，就是专门为想考重点名牌大学的孩子和只想考普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孩子分别设置的。英数学科的课程为综合课程、英数课程和初高中一贯制课程，普通学科的课程则为升学课程和普通课程。
星陵高中通过这种分类教学和不同课程对学生进行不同级别的升学指导。英数学科的学生显然属于拔尖的精英学生，目标就是考一流大学;普通学科的学生则属于一般学生，但依然指导他们朝着普通大学和专门学校的方向努力。
说到教育公平，就不得不提到教育收费。因为拉开教育差距的往往是家庭的经济实力。设想一下，虽然公立中小学是免费教育，但如果家长想选择私立学校却无力承担高额学费，这依然会造成教育的不公。据我了解，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日本的私立学校收费都不贵，至少超出了我们中国人的想象。
我就以我们这次参观过的星陵高中为例，这是日本比较牛的高中，我曾戏称该校为“日本的××中学”，其实不然，称其为“日本的×大附中”可能更合适。这么一所牛校，一年的学费为47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2.35万。大家比较一下，是不是比中国的私立学校便宜多了?
我这次结识了一位年轻的日本外交官朋友，他说他高中时也读的是私立学校，学费一年是50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2.5万。请问在中国的大都市，有每年学费2.5万的私立高中吗?也许有，但绝对不多。为写这篇文章，我专门调查了成都市97所私立小学、初中和高中每年的平均学费情况。结果是：22所小学是3.6万元，29所初中是3.9万元，46所高中是4.4万元。其中，有两所小学的年收费均为5.5万元!相比之下，日本私立高中的收费太便宜了，私立初中和小学的学费更便宜!
包括不少中国人所诟病的日本私塾，其实相对而言，收费也不算贵。一般来说每年50万日元，相当于2.5万人民币。一对一会稍微贵一些。但是，现在中国的家长送孩子读补习班，一年的花费才2.5万元吗?
但是，日本的大学却收费很高。国立大学一年的学费大概50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2.5万元，倒还不算高。但医学部的学费却要高一些，东京大学医学部六年的学费是350万日元，而私立大学的学费特别是医学专业的学费就更高了——六年学费大概是2700-3600万日元。
那天和法政大学的吴晓林教授交流，他特别说到，拉开日本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差距的重要因素，是家庭经济状况。什么样的收入就享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我还看到过国内某官媒最近的一组数据，证明日本学生大学升学率因家庭收入不同呈现较大差距。
但根据我的了解，这些报道有些夸张。日本学生因经济原因造成的差距，占比并不大，只存在于收费极高的私立大学特别是医学专业，而多数大学的收费如前所说并不算高，多数日本家庭是完全能够承受的。
请中国读者根据国内私立小学、中学以及公立大学的收费算一算，由家庭经济不同甚至悬殊造成的受教育差距，“寒门难出贵子”，中日两国谁更甚?
不少人说：“日本和中国的应试教育都很厉害，一样卷!”这次我到日本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是，的确“一样卷”，但日本卷的面要小得多，而且往往只集中于报考那几所重点、名牌大学热门专业(比如医学)的考生。而在中国，只要是高中生，都在卷。正如一位在日本工作的中国朋友所说：“我根据孩子在日本读小学、中学和大学的经历判断，日本也卷，但比起中国来，卷的面积更小，也就是说卷的人更少，5%-10%左右。不参与卷的人，社会为他们提供了相应的职业，收入也不少。”
日本教育的公平体现在硬件标准化和师资标准化。硬件标准化指的是所有学校按照统一标准配备，不存在城乡间教育设施差异。各公立中小学没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也没有类似于中国“五朵金花”“八大金刚”之类的“名校”。
那么，日本的孩子依据什么就读哪一所公立学校呢?很简单，日本的学区规定并非按照户口所在地，而是按照居住地。也就是说，只需要“居住在这里”就可以了。因为只看“居住在这里”，那就无论是借住、短租、买房，都无所谓，关键是“居住在这里”;是本地或外地甚至国外身份，都没有影响。读私立学校更是没有任何限制了。
日本教师轮岗制保证了学校之间师资水平的均衡。日本公立学校的教师和校长属于公务员，需要通过国家考试上岗。每位老师不得在一所学校连续工作超过六年，校长也在岗位轮流制度里。这样保证了包括师资水平在内的教育资源相对均衡，从而避免了“择校风”。
根据经合组织一项调查，在35个世界最富裕的发达国家中，日本教育系统获得最高分，是全球教育最公平的国家。
不过，从日本朋友那里我了解到，日本教育也有不够公平的地方，就是中小学校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虽然这种差异远小于中国。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外交官朋友，曾在中国大使馆工作过几年，他对中国的教育比较了解，他说：“中日两国的教育差别在于，日本没有××中学。”(他这里说的“××中学”是中国一所几乎家喻户晓的应试教育中学。)但他说，日本的学校之间也有差别，相对好的学校大多是私立学校，而且大多集中在东京和大阪。
虽然这些现象并不影响我说日本教育相对公平，但我也必须将这些不太公平的现象罗列出来，否则我们对日本的教育公平就缺乏完整而客观的评价。
第二，宽容活泼，自由快乐
教育，就是启蒙，给大脑投射理性而自由的阳光;也是解放，让心灵自由自在地飞翔。
日本曾经被军国主义统治，整个民族被军国主义洗脑，每一个人都失去了自己的大脑，全体国民成了天皇的臣民，成了军国主义战争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中国首都南京传到日本国内时，日本举国沸腾，日本民众连夜打着灯笼庆贺胜利;那些在中国土地上烧杀奸抢的日本兵，并非都是被“抓壮丁”押来中国的，相反他们来自日本的普通产业工人和普通农民，许多人都是踊跃从军并奔赴战场的;在他们踏上中国土地前告别日本时，成千上万的日本民众在城市的主干道上挥舞着旗帜列队欢送;还有无数妇女为出征的士兵送上亲手做的“千针缝”;当日军侵略失利节节败退时，日本的全体国民响应号召捐献出家中的金属制品等，拿去让兵工厂制造杀人的武器供给前方……
可以说，每一个挥舞太阳旗庆贺“胜利”的日本普通老百姓，都是真诚的“爱国者”。
1945年8月15日天皇宣布投降，废墟上的日本在美国的“强制”下开始各方面的重建与复苏。这里的“复苏”，首先是对日本民族的灵魂改造，让所有日本国民从军国主义思想和皇权意识中苏醒，成为有民主精神、自由观念和个人尊严的现代公民。
这种改造与唤醒，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因为日本战后的教育改革源于美国强有力的督促。
1945年10月22日，美国占领军司令部发布了《关于对日本教育制度管理政策的指令》，提出了清算战时教育体制的总方针：废除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教育，在教师、教材、教学中确立议会政治、国际和平、资产阶级民主人权思想体系。这些当然都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但相对于过去日本的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和天皇专制教育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1946年11月3日公布的《日本国宪法》，以国家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主权在民”、“保障人权”、“和平主义”三大原则，规定了国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学术等方面的自由及受教育的权利。这些宪法所规定的原则，都贯穿于日本教育的方方面面。
1947年3月以后，以《教育基本法》为主，包括《学校教育法》、《教育委员会法》、《文部省设置法》、《教职员认定法》、《社会教育法》、《私立学校法》等一整套体现自由主义教育观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这些法律法规彻底否定了以《教育敕语》为法律依据的军国主义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倡导自由主义教育观：以“培养热爱真理与正义、尊重个人价值、重视勤劳与责任、具有自由主义精神和独立人格的和平国家的公民”为教育目的，以“尊重学问自由”、“接触实际生活”、“培养自发精神”、“发展与创造文化”等为基本方针。
由驯服臣民到培养公民，这是战后日本教育转型(或者说“改革”)最根本的教育目标。
在这个大背景下，宽容自由便成了日本教育的基调，活泼快乐便成了日本中小学校园的氛围。所有学校都不做课间操，而是让学生在校园自由活动，纵情奔跑，便是这种氛围中的独特风景。
还有日本中小学里的俱乐部，不但可以让孩子们发展自己爱好，而且也让孩子们发现自己的个性。这种俱乐部有点类似于中国的兴趣班或社团活动，但在中国，校内社团属于课外活动，种类不多，活动时间也有限，而校外青少年宫的各种兴趣特长班是要收费的。而日本学校的俱乐部是属于教学的一部分，不是“课外”就是“课内”，内容丰富多彩。比如日本学艺大学附属小学一共有23个俱乐部：戏剧、发明、美术和绘画、铁道、歌剧、乐器、生活、科学、折纸、围棋和国际象棋、漫画、手工、计算机、足球、器械体操、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篮球、排球、剑道、空手道和柔道、跑步。每天下午三点过，就是俱乐部活动的时间。在中学，除了每天放学后，每周还有三个下午是俱乐部活动的时间。到了周末，b-lab就成了学生们自由开心的场所。当然，我说的是一般情况，也有例外，比如那天砂町小学的校长就坦言他们学校没有俱乐部。但总体上说，俱乐部是孩子们天性释放、身心舒展的地方，也是他们发现自己、增强自信的场所，还是他们扩大视野、结交朋友的渠道。
说到“扩大视野、结交朋友”，我又想到日本在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每年重新分班的做法。这是我这次去日本才了解到的。
为什么要重新分班?我们听到各学校校长的解释是，重新分班也是一种教育方法，一种避免固定人际关系的举措，目的是为了体现平等与公平。也就是说，重新分班是为了保持学生之间的平等性，防止学生们因为固定人际关系，而形成排他性的文化。重新分班也能够保证每个学生都有机会结识不同的人，并在与不同人的交往中增加自己的社会经验。这种重新分班的做法不仅仅是小学和初中，高中也有，只是高中比较复杂一些。有的高中每年重新分班，有的高中根据理科文科需求来决定分班。还需要说明的是，重新分班与所谓“提升教学质量”没有一点儿关系，分班的依据也不看成绩，而是根据学生的综合情况，均衡地分配。所以，一个年级的学生，彼此都是同班同学。
看似仅仅是分班，其实背后的逻辑也是平等、开放、多元、自由……鼓励孩子更加活泼地成长。
日本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相对而言，学业负担比较轻，这是日本孩子比较快乐自由的原因。当然，这种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舒展，更有利于个性的展示和创造力的迸发，这正是日本能够在战后得以崛起的原因。
日本的小学没有考试。关于这一点，估计会有争议。因为我在日本听到的声音也不尽相同，多数人(教师、家长和孩子)说没有考试，也有人说有考试。我在镇西茶馆的一篇文章中说“日本小学没有考试”，有网友就说他的孩子在日本读小学，有考试的。
关键是如何理解“考试”。我后来又做了一些调查，得到了相对比较真实客观的结论。考试，在中国的教育语境中，就是准备复习、闭卷答题、阅卷评分、公布成绩、排名表彰……而且考试还分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这在日本的小学，肯定没有的。在日本的小学，无论期中还是期末，都没有考试，这是肯定的。但有的小学有时候(不是所有小学)会有单元小测试，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考试”。但这个小测试对中国孩子而言，就相当于课堂作业，甚至如果孩子没做完还可拿回家继续做，即使做了交上去老师也不打分的，或者说老师看了也不会有成绩通知和排名。初中的学习内容比小学多一些，有一些考试，但相比起中国，也要少得多。不过，这里我说的是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情况有所不同，但绝对不会有中国那么卷。
我特别赞赏的是，日本的老师提倡学生展示自己的个性，鼓励学生表达不同的看法。前面提到的谭琦老师说，他儿子刚从中国到日本时，想“改掉”自己在国内喜欢“接话茬”的毛病，在课堂上不发言，结果发现老师喜欢的就是学生“接话茬”。后来他便大胆表达，结果日语提高很快。
中国孩子作文的公式化很严重，许多语文老师还教学生一些作文的“套路”，并好心地提醒学生“不要乱写”，要“正确”。而在日本，老师鼓励学生们在作文中写自己真实的想法。我的那位在中国工作过的日本外交官朋友对我说：“日中教育比较大的差异是，在日本写作文没有规范答案。”他知道中国学生写作文都是有“公式”的。他说：“我当年写作文时，老师鼓励我们要有批判性思维，可以写与老师不同的观点，也可以批评老师，还可以批评政府。写得好，老师还给作文打满分!”他还说：“我们和老师在课堂讨论时，也会批评政府。”如此课堂，真的是“让思想冲破牢笼”。
我知道，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不同，他们的有些做法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我们不能照搬。但鼓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不迷信权威的批判精神，这是任何民族走向强盛的“教育起跑线”。
2023年10月10日
(校对：庞岩、路方、宋莹)
原创 李镇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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