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多元共治推进“双减”工作

　　“双减”政策的实施，使得义务教育生态发生急剧变化，校外培训机构大幅压减，学校普遍提供课后服务，学校布置的作业数量显著减少，学生课外培训负担与过重作业负担总体上大幅减轻，学校、学生、教师、家长、补习机构的关系格局被重新改写。从这个视角看，“双减”成效显著。但同时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不容忽视，如学生在校时间过长，教师负担过重，学校无力支付教师提供课后服务的报酬，课后服务难以可持续发展，某些家长和学生对于学科类培训依然有强烈需求，一些家长对当地减负政策有负面评价等，甚至在某些地区和学校出现了学生学业质量下降、教师职业吸引力下降等情况。

　　如何解决这些棘手、急迫的问题?如何让“双减”工作行稳致远、合理推进?“双减”政策旨在减轻学生负担、遏制资本在教育领域的无序扩张，无疑是利国利民的宏观政策，但“双减”政策涉及多方利益的调整，不仅涉及政府、学校、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培训机构)等组织的利益，更涉及学生、家长、教师等个体的利益，这些组织与个人，都属于利益相关者，都有强烈的利益诉求。

　　多元共治是教育治理的本质特征，多元共治意味着各方主体可以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可以深度沟通协商如何有序有效解决问题，可以有效整合利益冲突并形成共识，可以使相关执行层面的政策举措更加科学合理。但迄今为止，“双减”政策主要是各级政府运用行政命令强力推进的。政府一力主推，不是“多元共治”，某些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不结合当地实际，也不征求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的意见与建议，所采取的推进措施过于机械与刚性，不仅没有达成政策目标，反而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在推进“双减”政策的最初阶段，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即便矫枉过正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当前“双减”工作已经进入需要深化细化的新阶段，而且出现了很多非常棘手的、原来没有预料到的问题，任何一方主体对其复杂性的认识、对问题解决路径的认识，都是非常有限的。政府也不例外，政府的认知能力也是有限的，即便抱着善意的愿望“为民做主”，也难以解决现实复杂性所带来的信息不足问题，而多元共治则能够比较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个别地方政府对上“报喜不报忧”“睁着眼睛说瞎话”，不愿或不敢向上级汇报出现的真实问题，甚至指示辖区学校为上报数据好看而作假，这就更属于等而下之的劣政了。

　　多元共治的精髓不是大家一起简单投票并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形成最大或最小共识之前的、做出集体决策之前的民主协商，国内外学术界都把民主协商(或“协商式民主”)作为治理的精髓、作为现代民主的新形态，我国当前的热点话语“全过程民主”也把民主协商作为其关键环节。民主协商，就是有事好商量、大家的事大家商量。

　　多元共治的最大优势是其决策更趋于合理化。“双减”工作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双减”进入新阶段，需要对现存的真实问题、对上一个阶段所采取的举措等等，进行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充分且严肃的讨论，这样才能推动“双减”工作健康持续发展。需要讨论的问题有：学校提供延时服务，在“双减”初期有利于挤压培训机构生存空间，可谓成效显著，但在“双减”工作进入新阶段的当下，是否需要改变形式?学生在校时间过长，到底是减了负担还是增了负担?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吗?政校(政府和学校)与培训机构的关系是对立关系还是伙伴关系?可不可以引入市场机制，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优质合规的培训机构入校开展教育活动，以充分利用培训机构所积累的优质教育资源?

　　推进下一个阶段的“双减”工作，在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需要进一步充实和丰富政策工具箱，不能只是使用行政性工具，还需要把经济性工具与社会性工具纳入工具箱。经济性工具即市场性工具，教育市场化是有危害的，但是反对教育市场化不等于否认市场机制对于教育的价值。推进“双减”工作，可以考虑适度引入市场机制，以减轻政府的压力。行政性工具和经济性工具有互补之效，二者之外，还需要社会性工具的介入，即政府与市场之外的多元主体对于“双减”事务的参与，社会性工具就是本文所讲的“多元共治”。多元共治能带来“双减”工作的善治，能带来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进“双减”工作，需要三种政策工具“三管齐下”。

　　(本文作者系本刊编委、北京开放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宏启观察2021-2022年文章链接↓

　　[ 宏启观察 ] 2021年全文合集

　　宏启观察 73 |“双减”要与教育高质量发展同向同行

　　宏启观察 74 |县中振兴需强化市级政府统筹

　　宏启观察 75 || 教育之美：以“美的教育”培育“美的人”

　　作者： 褚宏启 中小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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